众所周知,胡适先生是惧内的典型。可是,读完先生的《敬告中国的女子》一文,文章亦庄亦谐的文字,旁征博引的贯古今的材料,及字里行间蕴涵的豪情,着实个人眼前一亮之感。如果说《差不多先生》反映的是先生对中庸迂腐思想的鞭笞,那么《敬告中国的女子》传达出来的则是先生对女权主义思想的高扬。
“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痼疾古已有之,经过时间的淘洗,尽管去弊不少,但从古代一路漫溯,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思想自产生起,在“男权主义”至上的国度里已经贻误了多少奇女子的前程,戕害了多少巾帼的性命。从该思想传递的信息看,本身存在着对立——有才无德和无才有德,即才与德是无法“同人而居、同体而在”的。于是,在这种思想的诱导下,四万万五千万的国民中近两万万的女子为了成为有德之人,而疏于才能的培养。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三纲五常”这把隐形利刃所释放的杀伤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很显然,先生的这篇文章写作的源起一定程度上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影响。从全文看,先生对这种思想是持否定的。在先生看来,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才与德不是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有机融合于一体的,德才兼备方为完人。尤其在男尊女卑思想作祟的生存境遇下,女子要站立起来,要直立行走,更应该在才与德方面进行自我的修炼。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谁也干涉不了我”的决绝和勇毅。
谈及古代的四大发明,国人都引以为傲的。可是,正史上记载的四大发明虽然是先人智慧的结晶,一度让我们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了一阵子,但从实利性的角度审视,四大发明真正给国人带来的福祉同给异邦带去的益处相比,是严重失衡的。而与正史的四大发明相对应的,坊间流传的四大发明——女人裹脚、男人留辫子、麻将和吸鸦片——则把根实实在在地植入厚重的土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普罗大众真真切切地享受到它们给生活,乃至人生造成的冲击。撇开其他三个不说,单就女人裹脚而言,自五代始,可能是受小而美的审美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什么都追求精致。其中,对女人缠足当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有些人说脚缠小了,走起路来,那一种娇娆的模样,甚是好看。”于是,三寸金莲这个中国特色的专属性词语就应运而生了。在胡适先生看来,女人缠足是对人体的摧残,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美学。为了申诉自己的观点,先生沿着历史的轨道,从五代往上梳理,周朝的西施是最标致的美女,她拥有一双健全的脚;汉朝的曹大家,南北朝的木兰,汉朝的缇萦,她们也是一双大脚走天下。虽然是身为女儿身,但在中国的史册上都留下或轻或重的一笔。而与此相反的,古时坠入青楼干着卖身营生的女子,她们拥有精致小巧的三寸金莲,却做着伤风败俗的事情。“可见得那缠足不缠足,和那贤德不贤德更是不相干渉了。”反而思之,如果面对“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花木兰是三寸金莲的弱女子,弱柳如风,纵使有替父从军,征战沙场的壮志,也无法东市、南市、北市、西市购买出征的行头。即使可以一身戎装,驰骋沙场,也不可能做到“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正常的成长,健康的发展,不论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如果人为地进行改变,只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只不过程度的轻重不同而已。花木兰没有缠足,所以书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演绎了人间的大爱、大孝。回望历史,因为缠足所酿成的悲剧惨剧可谓是触目惊心:因为缠足,破坏了身体的正常发育,导致缠足者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残疾,不仅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带下一代的成长;做事不便,从五六岁开始就缠足,由于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所以料理生活诸事多表现出低能和弱智。时间一长,不沦落到社会底层才真是天下的罕事。也许正是这样,中国的女子与外国的女子相比,就没有了那么多会做书的,会做教习的。当然,缠足的大害处是遇到火灾,或是遇到兵荒马乱,那可就遭殃受罪了。鉴于此,先生告诫广大女性:“你们若不情愿做废物,一定不可缠足,若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了。”
如果说缠足是肉体,涉及的是身体的生物性层面的问题,那么作为人——男人和女人除了是生物的,更是社会的,因此在注重身体保护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精神的修炼。胡先生在文章中为女性开出的第二剂自立自强的药方是“要读书”。关于读书的价值与意义,古今中外的典籍论述者多如繁星。读书是人类专属性的精神劳作,不存在性别的分野。识得文字,即使的斗大的字识几个,最起码可以告别睁眼瞎的生活。这样也就远离的愚昧,远离了野蛮。文字的识得,让人多了一只认识外界的眼睛,对男人这样,对女人也是如此。“无才便是德”对女性的愚弄和毒害,有太多血淋淋的事例。不过,漫溯中国的历史,很多奇女子却是以自己的行动对“无才便是德”思想进行了颠覆。班昭接续兄长班固完成了《汉书》写作的同时,还做了一部《女诫》,缇萦冒死上书救父,郑氏做一部《女孝经》,谢道韫既做诗赋又辩驳,为世人留下的“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咏雪佳句千古流传......同样,如果木兰没有受诗书的浸染,从文辞中懂得大义,她即使又健全的体格,也不可能纵横沙场,解老父之困的同时立下赫赫战功,梁夫人也很难助夫御敌,书写一段佳话。这些鲜活的事例所昭示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才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一定要有才方能做事,无才便是一个废物了。”
先生的文章虽然写于1906年,但其所传达的思想放在当下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虽然缠足已经被沉坠到历史长河的最底层,但放眼当下,一些女子却仍然被隐性的缠足布紧紧捆绑。有的是被动的,有的则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她们有自由之身,但思想的僵化,视域的偏狭,让她们整天只能在自己的狭小生活时空中似陀螺般旋转——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事业是一种大爱,但有的人则以一种村俗的思想处理自己的生活,消费自己的人生。对有些女性来说,金丝鸟的被豢养,泰迪犬的被宠爱是一种幸福。除此而外,似乎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追求。这种失去自我的生活与双足被缠,不能阔步前行别无二致。行文最后,以蔡邕的《女训篇》示中国的女性,往识得文字者能够从中间读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心就像头和脸一样,需要认真修饰。脸一天不修饰,就会让尘垢弄脏;心一天不修善,就会窜入邪恶的念头。人们都知道修饰自己的面孔,却不知道修养自己的善心。脸面不修饰,愚人说
他丑,心性不修炼,贤人说他恶。愚人说他丑,还可以接受;贤人说他恶,他哪里还有容身之地呢?所以你照镜子的时候,就要想到心是否圣洁;抹香脂时,就要想 想自己的心是否平和;搽粉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鲜洁干净;润泽头发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安顺;用梳子梳头发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有条有理;挽髻时,
就要想到心是否与髻一样端正;束鬓时,就要考虑你的心是否与鬓发一样整齐。(安徽省皖西经济技术学校陈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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