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贯穿村子的黄土路上有一个不小的坑洼。笨重的三轮车从那附近驶过的时候，总会“哐啷”一声震那么一下，把整个村子的人全都吓一跳。村口的老大爷骂骂咧咧走出来，嘴里说的是我母亲不让我说的脏话。某日村里人用泥把这个坑给填了，但我觉得这坑有趣，雨天可以给我踩水玩，就悄悄地挖了回来。
除了这个坑，令我影响最深的是借住在我家对面的日本女人。村子里有很多日本人，听说这里有一半的人都是海的另一边来的，对此幼小的我并不感到惊讶。只是老一辈的人并不喜欢这些外来人，称他们为“小日本”。
我见过那个女人很多次，平日里外出上下学、玩乐时几乎都会遇上她，她会和我打招呼。这个女人长得矮小，比我高不了多少，还有一副圆圆的脸，眼睛也细小得像睁不开一样，怪不得村里人叫她“小日本”。
平常见得多了，不和她打招呼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就上去和她招呼两句，例如“大婶好”、“大婶出门了”之类的。每次听到我这么喊，她都显露出一副慌张的模样，点头之后快步离开。母亲听到我和那个女人说话，立刻跑出来揪我的耳朵：“说什么呢，她又听不懂汉话。”
我觉得好笑，生在这片土地上，怎么会说不了中文呢，从外表上看去，她除了个子矮小一点，和村子里的人没什么两样啊。
那日，我照旧蹲在土坑边上玩，正好看见那女人往家里走，手里拿着沉甸甸的包袱，看样子是刚从镇上回来。我咽了口口水，在喉咙里运了半天的气，突然大叫一声：“小日本儿，拿了什么回来？”
女人明显愣了一下，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我以为她听懂了，所以停下来向着我，准备对我这个略带贬义的称呼加以纠正。我顿时感到大难临头，要我听着别人叫我“猪脑袋”，我铁定会冲上去锤他，所以立马从坑边儿站起来，准备好逃回家门里。
她抖了抖背在身后的包袱，忽然睁大了眼睛，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踏着小步子向我走来。我还以为她要打我，立马后退了两步，猛地觉得她变得高大起来。她穿过时常有大三轮车穿行的宽阔马路，在我的身边稍稍弯腰，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
那是一小块年糕一样的食物，我只在镇上的铺子里见过，母亲从未给我买过。女人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把手送到我的面前，好像是让我吃的意思。我不敢当着她的面吃，只管攥着“年糕”，风一样地跑回家里。
这天夜里吃晚饭，趁父母不注意，我背着餐桌把“年糕”塞进嘴里，差点把自己噎死。糯米的香味充斥着我的口腔，怎么嚼也嚼不淡。
从那次开始，我就觉得那女人好了。为了还这个人情，我偷了屋外的玉米，急急忙忙奔出屋去，穿过大路来到对面家的门前。
那天我没有在外头见着那女人，想也没想就敲她家门。开门的是个瘸腿的男人，手里捻这个烟头。“哦，对门的小子。”他把烟头夹在两片龟裂的嘴皮之间，“干啥。”
我把玉米藏在身后，以为这是女人的丈夫，便轻声说道：“叔，我来找婶儿。”
“婶儿？”男人哈哈大笑，“你婶儿早就不在了。”
“不是不是，”我连连摇手，“是那个日本人，那个小日本儿。”
他瞪了瞪眼睛，也许是我的称呼让他不快，嘴里碎碎念着什么，转身向里屋指了一指。“最里的屋头，鸡窝边上。”
女人开门见了我，脸上写满了惊喜，嘴里说着“你好”，那发音令我浑身难受。我站在她的面前，稍微抬头就能看到她一对细小的眼睛，然后一字一顿地教她发音：“是‘你’、‘好’。”
“你好，你好！”
只要我说一遍，她就跟着说一遍，两个人不住地打招呼，反倒令我觉得尴尬。最后我怎么也矫正不了她的发音，就抓住她的手，把玉米棒子塞进去。
女人拿着玉米，忽然不说话了。我盯着她的眼睛，那细小的缝隙中也能闪烁出晶亮的光芒来。
后来我才知道，村子里的日本人大多数是当时日本战败撤退的时候留下来的，然后一代代传至今日。现在村子里的日本人，身体里还是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听大人讲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就一个劲地问，“什么时候打的仗”，“她为什么留在村子里”。父亲就和我讲那个年代的故事，最后越讲越激动、越讲越大声，说的事情也和那个女人完全没有关系。我看父亲那狰狞的面容，以后再也不敢问相关的问题了。
从那以后，那个女人见到我都会主动用蹩脚的发音和我打招呼，每次从城里回来，都会给我带那种用糯米做的糕点。同样是住在我家对面，相比于那个瘸脚的男人，我更喜欢她一些，她身上没有令人作呕的烟草味，甚至散发着阵阵香气，让我不自觉地想要和她多说一些话。
这年过年，父母怕瘸脚男人家里冷清，请他一同来吃饭。我觉得高兴，以为也能看见那个女人来吃饭，便伸着脖子在门口后者。太阳一点点向西边落下，男人孤独的样子被拉得老长，一瘸一拐朝我走来。我略带失望地埋怨他：“婶儿呢？她不来吗？”
男人知道我在说那个日本女人，声音大了一些：“她来干什么，她过什么年？”
母亲听到声音，赶紧过来请他进门：“小孩不会说话，我们可没请她……”说完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大人们过年总要喝一点酒，喝了酒就开始谈天说地，什么都聊。最后聊到瘸脚男人的“独身”生活，他慢慢悠悠地说道：“这个女人是我一亲戚的媳妇，听说他还上过什么大学，现在在日本回不来了。他家一直劝他结婚结婚，结果竟然和一个日本娘们结了婚，他老子差点没被气死过去，哈哈……”说到这里，男人笑了起来，我们一家人也跟着他笑。
“他爹不要他了，说白让他读了那么多书，见他一次就打一次，结果他只好躲到我这里来了。那女人想给他生孩子，这事后来被村里人知道了，大家都不想多个畜生出来，天天夜里来我这敲窗户。他觉得无趣了，就找个借口离开了村子。”
“那娘们跟了他好些日子都没有学会讲话，只有他临走的时候教会了一些‘你好’啊、‘谢谢’啊——哦对了，还有‘救救我’……”
接下来我就听不下去了。那天他们聊到很晚，酒喝了一杯又一杯，等天快要亮起来的时候，男人拖着瘸腿一点一点穿过宽阔的大路。我听着他们的说话声不能好好入睡，靠在炕边上耷拉着脑袋。半梦半醒之间，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声响，那声音离我很远，却分外清晰，就好像有几个人正趴在窗户边上用力敲打。可我实在是太困了，不想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身子一晃便倒下睡了。
过完年后，我又去了那个女人的屋子。她永远都打扮得齐整，大冬天裹着棉袄坐在炕边上。她最近又新学会了一句话，见着我竟然说了“新年好”。但我还是觉得别扭，就一遍遍地纠正她的发音。她被我逗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笑，村里没有哪个她这般年纪的女人笑得那么好听，如同春天细细的小雨催促花开。
以后要是有小伙伴再说这个日本女人不会说汉话，我都会跳出来说：“她会讲的，还和我说过新年好呢，说得和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我不知道她的发音有没有长进，但这群小崽子都怕和日本人讲话，所以没人会戳穿我的谎言。
后来我去了镇上上中学，花在路途上的时间很长，不再能时常遇到那个女人了。班级里有几个日本学生，随着年龄增长，我终于能分清彼此之间的区别——日本都长着细细长长的眼睛，像狐狸一样。所以我们一群男生逮着细长眼睛的学生就打，有时候会打错人，但只要他们一说中文，我们就会立刻停手。长得矮的人我们也打，所以我暗暗许下一个愿望，以后一定要比那个女人长得高大，否则就会被村里人瞧不起，还会挨打。
镇上的老师偶尔会管管我们，说要和所有同学和睦相处，但也只是说说罢了。在上下学的路上，我总能看见对着长得像日本人的学生推搡的同学。我已见惯，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我家附近的那个大坑，若是将它填上，反而变得有些不自然了。
又到了一年冬季，这天大雪纷飞，露在外头的双手被冻得通红。我刚从学校出来，正巧见到一台屁股后头突突冒烟的三轮车正准备驶离镇子，我懒得走回去，边跑上前拦住三轮车：“大爷，村子去吗？”
那大爷扶了扶毛皮帽子瞅了我一眼：“上来吧，多你一个不多。”我朝后头看去，没想到车上已经坐着几个汉子了。
大雪一直飘，随着两边的景色向后倒退。三轮车上的几个男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军大衣下散发着点点温暖。我向里缩着，料想路上要花去几十分钟，便闭上眼睛，伴着车底下的突突声准备睡去。
“喂——”
北风送来一声尖细的呼喊，我全身颤抖了一下，睁开眼睛向路边看去。骑车的大爷也听见的喊声，三轮车在风雪中慢慢停下，所有人向前倾了倾。
喊我们的人我并不陌生，正是我这大半年都没有见着的邻居。那日本女人穿了一件褪色的袄子，支支吾吾指了指三轮车。
我刚见她时还觉得高兴，想和她搭话，但一看到她怀里抱着的小婴儿，让我把想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我从没见过这个女人曾养孩子，而且据我所知，她的丈夫这些年都远在海外。我突然害怕她看见我，就使劲往男人堆里缩，把位子空出来。那女人看到车上还有位子，便自说自话坐了上来。
那女人一上来，开车的大爷不情愿了：“我这是拉货的车，怎么拉人来了？”便不情愿继续开了。
大爷不动，车上的男人火道：“大冬天的，急着回家呢，快开！”大爷闻言轻轻啐了一口，三轮车又接着突突突地响了。
我躲在女人背后，趁着风雪的掩护偷偷看她。她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不显结实，随着车子的颠簸来回摇晃。她怀里的那个婴儿很乖巧，都不哭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小孩，他不咋呼，就静静地躺在女人的怀里。女人已经很累了，上了车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困顿地点着脑袋。
车里突然多了一个纤弱的女性，汉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都看着女人，其中一个叫道：“嗬，日本娘们。”
另外一个不信：“你怎么知道的？”
“你瞧她细眉小眼的，我认得，那个前些年出国的学生家。”
这么一说大家都懂了：“哦，这小畜生还是个孽种。”说罢大家都笑了，连原本还在气头上的大爷都跟着哼哼了两声。
说到这个，男人们的话就变得脏起来，骂什么的都有。那日本女人想必是一句都没有听懂，只知道他们在说话，还是昏沉沉地耷拉着头。
三轮车轰隆隆地响，男人们轰隆隆地骂，骂得起劲了，还伸出手去抓那女人的袄子。她终于觉得不对劲了，睁开惶恐的双眼看向动手的男人，紧紧地抱住怀里的婴儿。
“还装？”男人吐了一口唾沫，“都给外面的人生孩子了，还装？”女人被迫剧烈摇晃起来，就像狂风中的芦苇。
我感到势头不对，女人已经开始大叫起来了，但周围的人都无动于衷。我转身冲骑车大爷喊：“动手啦，您管管呐！”
大爷嘴里还是不停地念，专心开他的车。
婴儿在女人的怀里大声啼哭，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凄惨。女人想要从男人的拉扯中挣脱出来，可另一边就是三轮车的边缘，一不小心就会摔下车去。往日里穿着得体的她很快头发就变得乱糟糟的，袄子被扯开了一大块，冷风直往他们两人身上扑。
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她好歹是我的邻居，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母亲总警告我不要和小日本摊上关系，看这几个汉子膀大腰圆，今天这一顿揍是少不了了。
就在我想要伸手出去的时候，突然三轮车“哐啷”一声发出巨响，我和所有人的身子猛然一沉，然如整个地面都崩塌了一样。我下意识地把手放下，三轮车底与我的屁股离开了半秒，又重重地贴了回来。
我这才想起来车已经开到了我家附近的那块坑洼处，但此时已经容不得我去想什么了——我看到小婴儿连同裹挟着他的襁褓从女人怀里脱手而出，渐渐远离了三轮车，最后滚进路边一片农田里了。
“啊！”
女人大叫一声，不顾三轮车还在行驶就猛地跳下去，在地上滚了几圈。她力气真大，真的挣脱了男人的拉扯，还从地上站了起来，跑向孩子消失不见的地方。我瞪大了眼睛，愤怒地看向男人，他此时也不说话了，半坐在车上盯着那个女人。
女人的尖叫逐渐变成了哭喊，声音拖了老长，好像生锈的锯子拉在木头上。就在这个时候，白色的世界里传出了带着哽咽的话语，但即使如此，我也听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救救我……救救我！”
女人的发音异常准确，就算是学校里那些得过证书的教师，也没有她说得标准、说得宏亮。
也许，世界上所有的呼救声都是一种发音吧。
三轮车死命地开，好像做了什么灰心事一样逃走了，我差点错过家门口。在我下车之前，那群汉子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像个娘们一样端坐到离开我的视线。
这天夜里，我就蹲在窗口吃完了晚饭，母亲以为我疯了，非要背对餐桌。我睁大了眼睛只想看到那个女人抱着小婴儿平平安安地回到大路对面，但是在我倚着墙睡着之前，那个女人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许多年以后，等我再回到老家，整个村子都已经焕然一新，住楼房的住楼房，开汽车的开汽车，就算没有汽车的人家，每天去镇上也可以坐能够阻挡风雨的公交车。村子里的日本人还是有很多，他们还是长着细小的眼眉，但大多都会将中文了，平常聊天都不成问题。
我开着海外做生意赚来的轿车行驶在黄土路上，心里想着的总是这条路上的那个坑洼。这个坑洼就像我心上的一个缺口，一直存在于我这风风雨雨走过的几十年里。我一直想、一直小心注意着，然而一路都特别平稳，最后开到我家门前都没有一点颠簸。我觉得哪里堵得慌，还把车倒了回去，凭借记忆停在了那个原本有坑的地方。
我按下车窗远远眺望路边的农田，田里的作物长势极佳，今年这户人家绝对会大丰收。
老母亲见我衣锦还乡很是高兴，请了一大帮亲戚朋友来家吃饭。我以为她还会请对面那个瘸腿男人来，没想到老母亲面露难色：“他呀……家里那日本女人出了事情，后来就一道没踪影了，几年没见了。”
我哦了一声，假装不在乎。
宴席办得喜庆，大家有说有笑。隔壁的同辈说他家今年庄稼长势不错，“又是一年丰收”，大家调笑他：“这都连着几年丰收啦？怕不是被哪路神仙看上了！”
我笑了笑，只有我知道答案：看上那块田的，只不过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要害谁、却承载着永远也洗不脱的罪孽的日本女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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