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文章
似玉质朴、凝润精致
——1986年创立沂蒙画派创始人刘阳先生印象
德厚
刘阳先生好玉,始自幼时。文革前北京祖父母家所用之器具随处可见。幼时的先生,最喜灯绳上绿色的坠子——拉一下灯就亮了。幼时的他觉得神奇而有趣。稍长,一夜间那些用具被“破四旧”都不见了,唯余一红木座钟,每天按时叮铛,提醒时日依旧,日子还是要过的。先生一直很悔,悔没能私藏些小玩意。上初三时,同班同学知先生喜爱书画与刻印章,某日中午送先生一方寸长满绿的章料,唤起了先生幼时喜爱的祖父母家的灯坠儿的记忆,只可惜印料虽好,却是太硬,刻不动的。从此先生一发不可收,几乎每周与同学去故宫、琉璃厂及王府井的工美大厦,端详那些老的、新的玉、翠、牙、木和瓷器,先生也想方设法弄了些北京特产的雕漆、景泰兰的笔洗,印盒做为常用,那时四大印章石(福建寿山、浙江昌化、青田、内蒙巴林)虽多、好料也不多见。
八十年代,先生上大学时,北京的许多画店画廊,就开始收购与代销先生的书画作品,先生有机会关注与把玩他喜欢的那些文玩。周围的熟人朋友,淘到好东西,总喜欢让先生过过眼。九十年代,北京的文玩开始复苏,除了一些正规的店,地摊随处可见,而且那时候假的、山寨的东西相对少。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玩、玉、翠开始如火如荼。之后先生结识了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栾秉璈先生(栾先生的著作一直是业内与大学的教材),栾先生看东西,从来不用放大镜与仪器,只要用手一把,便知料的产地、年代、工出何处,八九不离十。栾先生常说:玉虽是石头、但有五德,所以古人从祭祀、礼仪到执政,到日常起居,都玉不离身,所谓玉养人,不外乎对人教养、函养的补充:质朴、凝厚、温润,平和。好玉无华,热热闹的不是好玉。
这些年刘阳先生遍走西南北,除创作外,总会在各地的文玩市场转悠,或与各地的朋友品茶把玩。
文玩的材料、历史、民俗的特性,各个历史时期差别很大。春秋、汉唐、至明代以前的规制,多象征性、装饰性的简捷概括,清以后的皇家气派与平民化精雕细琢……
刘阳先生由此产生很多启发,文玩与绘画创作,有着相似的规律,从最初的用眼观察,用手把玩,到用心体会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出自《刨丁解牛》),也就是通过对物象物态、材质感观感性的认知,到思维理性规律的把握与再创造。文玩雕刻,大都受材料的形状、颜色、材质的制约,要“因地制宜”去粗取精,在固定的三维空间范围内,进行设计与雕刻,或山水、亭台楼阁、或人物、或花鸟动物,是“减法”。绘画也是如此,所不同是,绘画是在纸或布上完成的,虽没有象文玩那样过多的受材料的制约,但在纸或布的平面介质上,要将所看所表现的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的物象及物象之外的形、色、肌理等规律,表现出来,就需要更多的通过画笔、造型、透视、光、色、肌理的综合表现,是“加法”。
中国的文玩,如同中国的绘画,都存在用线条具象造型的特质,与西方注重科学的结构、透视不同,多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也就是将物象结构,因设计的需要,而取舍夸张,透视则不会从一点(焦点透视)观察,而是多在上下、左右二维空间内“散点透视”,更多是排列。而处理前后(纵深三维),多采用遮挡法,或把主要物象前置法,所表现物象一目了然,并通过赋予文学化与民俗性,多取象征与祝愿的约定俗成含义,如大象与如意,是取“吉祥如意”;荷花与鱼,是取“连年有鱼”之意......。
如果说中国绘画自唐、五代至今,出现专门艺术学习与创作的机构,已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与研究性,那么中国的文玩,则大多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更多的带有传承性、(师傅带徒弟)或因袭历代造型图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随意性的行业特点。题材手法,更贴近大众审美与趣味,文玩更多保留了古典与民间文化的特点——即注重工艺性的概念化,直观的造型与寓意,更多的保留了材料的材质特性。
几十年间,刘阳先生的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篆刻作品,题材广泛,结构特点明显,繁简互用、浓淡相宜、气息浓郁,令人回味无穷。在强调创造与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提升中国画笔、墨、纸的特性,通过反复研究,不断深化水墨、造型的内涵,笔墨稚中带辣、造型点线面结合、色彩光影互融,有如精雕细琢玉般的质朴、润泽、概括与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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