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是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二十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初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则被称为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此书充分地反映了在这一历程中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立场、态度和观点。本文主要从书本的主要内容，再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反思此书的优缺点，以及作者的治学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等三个方面记录阅读本书时的感受。
一、 主要内容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为基础，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书中在作叙述、分析和批评时，总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展开的程序是成为一个准系统的模态。在书本的前面作者所陈示的是这个准系统的所设部分。从这个所设部分出发，随后作者逐一讨论了有关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文化的重要问题，再申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所可能而且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归趋。
《中国文化的展望》这本书共分十五章，由“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以及各种概念的解析确立分析的方法，“俯冲而下”，到最后指明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是“道德、自由、民主、科学”。贯穿始终的其实是逻辑经验论和自由主义观念体系两大学术思想的支撑。
第一章作者首先提出“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质，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我中心的，而且不愿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外国。并且他还引用了莱特所说的十九世纪中国文明之自我影像作为辅证。中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而且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文字、道德、礼仪、制度，无一不优于四夷，万方来朝，四夷宾服。”中国物产丰饶，经济自足，无待外求。此外，好古并圣化自己。作者由此得出“中国自第十四世纪中叶至第二十世纪初叶，一直是在传统之中生活着。文化的变迁相当缓慢，在这一个阶段，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定体系”。
第二章是“什么是文化”。作者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借翁特瑞纳的协助，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关于文化的精彩定义。最后作者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六点，“文化本身之中无所谓‘好的’或‘坏的’；文化包括各种层位，却非物质和精神的两分法可以肆应；文化不限于所谓文明人；文化常在变动之中；价值观念是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文化与文化价值的相对的”。但作者似乎将文化的定义简化了，忽略了“一致性、不可分割性和历史性”等等。不过这个定义成为了作者后面分析的基本准则。
第三章中作者根据前面所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提出了几个文化的重要概念。文化的变迁，其中必有濡化过程中文化价值的移接，而这一过程又产生了对参与者的性格的影响，造成性格冲突及焦虑彷徨。其实这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比如，鲁迅。众所周知，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是这篇小说的序却是文言文的形式。这与鲁迅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分不开关系，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成才的，但他们现在所从事的正是要推翻自己赖以汲取营养的文化，所以矛盾、焦虑、彷徨才始终贯穿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中。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文化变迁阶段中所产生的本土运动，他将本土运动划分为存续性的拒绝外来文化与同化式的吸收外来文化两大类。前者多有不当，后者固然难免“反偶像的、浪漫的和有扫荡性的，但却富于冲力”，致憾于在中国缺乏“文化分子之比较精密的，多少有计划的和有意识的努力，来建造适合基本要求的文化”。此外，第三章还提出了“文化的罗聚形态”、“文化的特征”、“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过分违离问题”、“文化对文化的倚赖”、“历史与文化”、“文化繁复化”、“文化理想与文化现实”、“文化与价值”、“文化的普同基础和特殊形色”和“文化所在的层次、原料和功能”等等。尤其在“文化的特征”这一节，作者将文化的特征归结为规范特征、艺术特征、认知特征、器用特征等，在随后的分析中作者将以此为基础解读各种文化在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时的反应。作者用通俗性的解释阐述了文化内容各个部分之功能关系。
第四章用于讨论“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作者认为“家”是一切的根本，并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是顿尼斯所称的通体社会。社会的层级，则依贫乏资源的经济，把家的父子关系投射到君臣之间，士绅与农民之间。“我族中心主义”则为世界观的基点，作者又指出长期的孤立与隔离，使中国人未受外界的刺戟，不利于产生新的文化特征。一切规范都在和光同尘的要求下趋于一致。权威的型态，则以长老至上为原则，配合上地位与“声威要求”，礼化和结构遂合而为一。关于中国家族体系的阐述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也有所体现，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而且是绵续的，是一个事业组织。这与作者将“家”看作中国社会的一切根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作者提到男女的不平等。
第五章的主题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首先家庭的规模缩小了，功能简化了，结构也改变了。由血缘的大家庭变成了配偶的小家庭。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儒家体系——“孔制”也崩溃了，留下一个真空。于是有了种种的本土运动。书中列举的本土运动，包括三元里事件、义和团运动和五四运动。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专门讨论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并且指出了“五四运动的声势大过它的实质，五四运动的火焰大过它的成就”，思想缺乏核心，领袖也欠成熟，于是这个运动所代表的“吸收式的本土运动”挡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残。这一章的末一节是讨论世代间的冲突，作者用文化变迁的观点说明了中国文化基线上长老权威，与梅德指陈文化变迁中常见的代间紧张，两者相加使中国的世代间冲突尤见尖锐。
第六章讨论中化和西化的辩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真空下的易变和分歧。中化与西化的论争可以看作是第七、八章的前沿，由争辩产生了以下两种趋向。
第七章“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作者介绍了倭仁一派的守旧理论及清末反对变法的一般氛围。接着，将保守主义者分为国粹派及义理派，也提到借重西方哲学的现代理学派。并且作者用海耶克对保守主义者的分析，许多保守的特征加以批评，由此又讨论到保守主义的社会功能，认为保守主义可持的理由不多，却有颇多的原因。“维持社会文化的稳定，以退返应付挫折和紧张，革命的疲惫，保守的再结合”。
第八章是“自由主义的趋向”。作者首先感慨道“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接着，他便列出了六种性质作为自由主义的标准：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用白话文。凡六条中居其四条，便可列入自由主义之栏中。随后作者选择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及吴稚晖，逐个加以讨论。
在第九章“西化的主张”中，作者以为自由的倾向与西化的主张大部分是相同的，但是究竟有不同的重点，因之仍须分别讨论。他列举了若干西化主张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胡适，认为东方并没有足以傲视西方的精神文明，作者亦指出东方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两方的不同。作者认为胡适要叫中国自认不行，要叫中国人甘心学别人，他自然免不了会被注重面子的人反对。其实，作者对胡适思想也有一定的理解偏差，胡适所提倡的并不是全盘西化。胡适1933年在美国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可以看出胡适提倡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从中国的中古时期寻找中国本身文化发展的可能，并不是全部抛弃，全盘西化。后来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也是一个例证。
另一个主张西化的人是陈序经，显然作者并不同意陈序经用“进步”为单纯尺度来衡量中西文化的轻重长短，可是却接受了陈氏以为西化乃是现代大势所趋的看法。随后，作者讨论到全盘西化有否必要及全盘西化有否可能，他认为西方文化有其极高的价值，如科学，但也已有衰像，例如原始冲动，货物化不近人情等等。他因此认为西方人实在也已经对西方文化失去了信心。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也认为不可能把中国文化完全洗去后涂上西方文化。
第十章作者检讨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他指出张之洞代表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反应。他认为体与用根本不能分开，其能够造成广大影响的原因，除了梁启超的“学问饥荒”外，还要归之于面临文化濡化时兼收并蓄的“综摄作用”。他又继续指出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面子及中国人折衷的习惯；事实上都可归属于上述的“综摄作用”下。
第十一章是“现代化的问题”。作者先指出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只是西方近代文化扩张过程中许多遭遇战之一而已。他并且选择了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及日本文化的反应与遭际以比较中国的近代命运。他的结论认为，西方的科学与现代观念甚为可欲，但非西方人并不需要西方的警棒，在检讨中国近代化过程时，他指明了中国用实用目的的吸收逐渐进展至制度的改变，而最后则为吸收基本的价值及伦理规范。他把中国现代化简化为俗世化与革新两种程序，并提出两个条件：革新的领导人物及有弹性的社会系统。更把一切归结为“科学”。他认为古希腊人的科学思想非其他文化可与比拟，而中国文化则有泛政治主义与泛道德主义支配着，价值系统中缺乏“求真”的精神。
第十二章“民主与自由”。他认为民主与自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历史的发展却不能截然划分，他将自由与民主配合成四种可能的正反组合。在比较民主的优点时，即于“数头而不必砍头”之外，提出“民主政制比较接近自由”，于“民主政制能使大家热心公共事务”之外，提出“镇制权的使用受到限制”。在讨论了各种型态的民主制度及民主制度与专政的比较之后，又回到民主问题，认为在“消极方面”应该尊重人权，在“积极方面”又揭出了“原子事实”，以为每个成年人内心深处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会保证民主的实现。最后对于自由的涵义，在比较极权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之后阐释自由主义的内涵。
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主要讨论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与近代亚非各地的民族主义。
第十四章是“道德的重建”，作者想找出一些新的道德项目，作为行为的准绳，挽救社会成员的脱轨之苦。在批评传统道德项目之后，也依然承认了儒家所重视的信德，人格完整等。最后作者自己提出的新方向是“科学的人本主义”，其项目是自由、平等、幸福、友善、正义、合作、增进人群利乐，以及尊重个人的生命与尊严，而提出“爱”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一章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开创者与批判者，是大多数人的领导者。作者感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原因在于：与传统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与现实统治结构及行动人物脱节。他把领导群众的人物分为观念之士与行动人物两类，可是称两者在想法及性格形成均有根本的差异。通过对这两种人物的分析，作者提出健全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道德、自由、民主、科学的意识。
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的观念作科际整合的实践。运用理性的分析，逻辑经验为基础，预设系统从而深入解析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做出对未来的展望。
二、 优缺点
自《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之后，又半个世纪过去了，从现代的角度再回顾作者的观点及分析的方法多少会有新的感受。在金耀基对这本书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书中有许多的可取之处，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
首先，作者将中国文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放置在一个世界的架构中去思考。就像十一章中作者指出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只是西方近代文化扩张过程中许多遭遇战之一而已，并用图解的方式来说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一对多”的冲突的事实。这样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分子许多不必要的情绪伤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窘困，而认清中西文化的冲突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有开阔的视野，才能进行有广度，有深度的思考。
其次，作者所用的方法，运用了科际整合。作者虽然没有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所用的方法，而只简略地说他的运思为学系以现代逻辑、经验论、实用主义以及必要的价值观念为主导，但从他全书所呈现的内涵可以看出，他显然采用了现代的行为科学的方法的，特别是他采用了行为科学者所重视的科际整合的方法。作者所陈述的观点、论证大量地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等一般公认的知识作基础。此外，作者还以现代的逻辑解析训练为主导。在开篇陈示的“准体系”可以说是一个“分析的型模”的建立。在这种的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社会现象，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
再次，作者对民主与极权思想的理清，形成了对专制主义思想的根本有力的批判。
虽然作者大胆运用的一种非常宏观的手段，并且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结构方面没有严守“系统分析”的方法。“民主与自由”、“世界的风暴”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等这三章与书的整体框架有所出入。还有对于某些问题的忽略，比如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观念所限制而忽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过渡”这一个面向中国文化的问题。还有当时新儒家的观点以及中国“内圣外王”的科层制度并没有涉及。还有一点就是书中某些重要的词语内涵与解释不够清晰，或者把不同层次的分析等量齐观。比如作者对于“通体社会”、“权威是必要的恶”、“始原群体”等都没有清晰完整的解释。还有在作者列出的自由主义的六点中“抨孔”和“用白话”与另外四个并不能相提并论。这两个是有着时代限制性及文化特殊性的，不宜与另四个混淆。
三、 启示
殷海光对于中国文化的展望，是站立在中国过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作者在他的论述中采用了许多西方哲学思想，比如在讨论民主与自由时，借鉴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有休谟的道德原则以及海耶克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最大影响在于提供了有逻辑经验而来的理性分析，而尽量减少情感的影响。目前的学术探讨中经常会出现混乱的情况，特别是思维、认知的片面与匮乏，功利心态，学术训练的“速成班”方式，以及讨论过程中的“文学”情绪和把思想论坛变为“擂台”的“尚武”精神，使事关重大的文化讨论在最后只“幻构成美丽的文化织锦”。因此作者所表现出的对逻辑经验论的重视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与启示，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的探讨，尤其是文学这门带有更多个人审美色彩的学科。
此外，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还应该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凡事能拿出证据来，就如同胡适所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同时，书中殷海光还引用了罗素的话“变化是一回事，进步是另一回事”。这也是作者对知识分子要小心绕过价值雷区的一个忠告。文化的交融，时代的发展，使得我们在享受极大丰富的资源的同时，也难免会造成浮躁、跃进的态度。文化被贴上标签，问题却遗失在半路。
其实，《中国文化的展望》它本身就是近5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见证和一个典型的历史个案。它见证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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