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P21）不仅人类群体之间如此，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我们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物之类或许是基于物理特征，而人之群，则一定是基于精神特征的。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一定是因为汉语，因为孔孟，因为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而不仅仅是因为黄皮肤，黑头发。很多我们认为是迷信的东西，在很大的程度上，或许正是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文化标志。小时候见过很多父母用普通话与小孩交流，当时只是觉得哪里不对，现在明白了，南昌人之所以是南昌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标志便是南昌话。
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一定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价值观之上的。而不可能是长得漂亮的在一起，长得丑的在一起。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无不如此。
社区中的耆老，一旦遇到与社区文化格格不入的做法时，便捶胸顿足，以为普天之下没有如此做的。尤其是当做出这些做法的人是本社区的人时。这种格格不入，有可能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也有可能是新与旧之间的较量。而在目前的社会，则往往是两种情况交叉在一起。某地方的人瞧不起另一地方的人，老人看不惯年轻人，等等。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箴言不仅是处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为我们决定日常行为的准则，例如，两个女生同时问你她们谁更漂亮时，便可以用这十六个字回答她们。
元朝曾将国民分成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其中的北人，指在中国北方的，原金朝统治之下的人。主要的当然是汉人，但同时也包括另外两个主要民族，契丹与女真。在蒙古人看来，契丹、女真、汉族三者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于是统称为北人。作出这种划分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都居住于中国北方，更主要的是他们三者之间已经被相互同化了。或许，更主要的是契丹与女真被汉族所同化。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是单向的流动，一定是相互的，只是相互间影响的强弱而已。北人之所以是北人，原因或许正如上引塞缪尔·亨廷顿的那句话。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这种例子有很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一旦消失，民族融合的过程也就大体完成了。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到秦始皇的“海内一统”，就是一个群体差别不断消失，民族融合不断加强的过程。
话说回来，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爱好，不同的信仰或者不同的价值观，所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态度，或者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态度，一定是理解与尊重的，而不能是嘲笑和鄙夷的。
——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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