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前，李明来肥，约了卢红星等几位朋友在岳西路的一家酒馆相聚。席间谈起红星那间名为“介庐”的书斋，大家都说好久没去了；而我，几年前参加“介庐拾古”书展时便闻听斋名，却从未去过，前去领教的心情更是迫切。于是，一票人乘着酒兴，下穿通车不久的的天鹅湖隧道，涌入坐落于经开区东海花园的“介庐”，写字的写字，喝茶的喝茶，掼蛋的掼蛋。闹腾完了，临走时认真起来，对着墙上的两幅近作评价说，红星写徐生翁愈发渐入佳境了。我由此想起，前些天看到石开谈徐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说像徐先生这样自成形态的书家，既可学又不可学，可学的是其思路，不可学的是其形态。红星不以为然，说思路、形态皆可学，信不信他能逼真地写出那种字形来。我虽然没接话茬，心里却说，我信。
我说我信，源于我对红星驾驭字形和书体的能力的认可，以及对红星书法的理解。说句实话，我在认识红星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总是不能确认他的书法的辨识度，甚至感到他有些多変。究其原因，一是他勤于临写各种碑帖和历代书法名家，尽管都是意临，与碑帖背面的那个人穿越时空，遥相呼应，但终究是临，免不了字形上的贴近，显得颇多変化；二是他擅长各种书体，从金文到篆隶，从楷书到行草，可谓无所不能，往往在形迹上呈现为较大的反差。戏曲行里有一句老话，叫做“文武昆乱不挡”，形容那些技艺全面、戏路宽广的演员：能演文戏，也能演武戏；能唱昆曲，也能唱乱弹。把这句话用在红星身上，形容他得心应手地把握多种字形和书体，应该也合适。所以，他说他能逼真写出徐生翁的字形，我并不诧异。
石开说徐生翁的字形不可学，是因为这种字形、线形的极端自成形态。红星自信能够写出徐生翁的形迹，又不限于书法技术上的娴熟，更在于书法理念上的共同追寻。对于徐生翁这位祖籍淳安的前辈乡贤，红星的谈吐里总是表达出由衷的敬重。有一段时间，他集中临写徐生翁，包括署名“李徐”和“李生翁”时期的作品，直至署名“徐生翁”时期的作品。两个月前，《返朴归真——徐生翁书画精品展》在绍兴博物馆展出，他与几位书友专程前往观展，回来后谈及观感说：展名恰如其分！徐先生的字表面上稚拙、憨朴，人称“孩儿体”；内里厚劲、本真，洋溢着书法艺术原本就有的自然天趣。由此看来，红星敢于摹写徐生翁的极端个性化的字形，主要是弄懂了这种形态的书学渊源，而他自己的创作，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执着前行。
说“本真”，说“天趣”，似乎是当今书家们异口同声的追求，但大多都是说说而已，追到手的寥寥无几。我刚才说不能确认红星书法的辨识度，那是我俩相识之初，后来看的多了，看的时候足够用心了，转而感到辨识度很高：他的作品看上去率意而成，漫不经心，而又流畅自如，笔底生花，字里行间贯穿着一种天真自然的气质，既能唤起我们对那些书法大师的历史记忆，又散发着个性鲜明的趣味。即便在某些时候，比如他拟写某种古典形态，比如他应对不同的书体，这种气质仍然依稀可辨。在我看来，这首先得益于红星的积淀，得益于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地在书写过程中揣摩、体验和膜拜古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平做过很多虎头蛇尾的事，唯独写字这件事，坚持的还算可以，无论是早年耕读于浙西山中、打工于杭城，还是后来因当兵和担任公务员而客居皖中合肥，几十年来从不间断。这个漫长的积累、积淀过程，使他的书法中隐约可见许多大师的身影，显出点画质地的过硬、经得起反复推敲，以及落笔之际的阴阳向背和轻重避让的游刃有余。其次得益于红星的非凡的转换能力，在用笔得法之后探寻一种与任何大师拉开距离，可见自家面目、而又兴趣盎然的结体形态。其实，积淀就是学习、领会、接受前人留下的规定性运笔法度，所谓“用笔千古不易”；至于转换，则是在遵循法度的前提下寻求结体上的变化，所谓“结字因时相传”。红星对此了然于心，如他在《介庐说书》里所说：欲取奇险一路，又坠坠然不稳，就怀疑结字不妥，费尽心机苦心安排。实在忍不住要告诉一声，线条孱弱，笔力不逮，差的是笔头未秃、池水未墨的火候。石开解释徐生翁的字好在哪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徐先生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而后发飙的，他不怠慢，只是诉说；他不颠覆，只是摆弄，徐先生的深刻在于可以无视传统，但从来没有忘乎所以。
说“积淀”，说“转换”，貌似又是当今书家的口头禅，但是嘴上说说轻巧，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应当承认，积淀更多的是积累技术方面的因素，有志者事竟成，谁能坚持几十年，谁能下得了功夫，谁就必然取得成效，区别只是数量上的成效大小而已。说到转换，那就不仅是功夫上的事，还需要眼光，还需要悟性，还需要诸多技术以外的因素介入，比如生活阅历、人文修养、思想境界，以及这些因素所影响、形成的书写立场。以红星来说，我说他具有非凡的转换能力，是因为他的眼光和悟性落实在“书法，就是书写”上，而放下其他的任何目的：用不着迎合市场，用不着取悦别人，用不着追逐时风；还因为，他的生活阅历、人文修养、思想境界使他懂得，书写只能从心灵出发，只是松驰的、恬淡的、放逸的心性玩味，不能背负严肃创作的沉重包袱，唯有内心放松下来，意料不到的美妙风景才会出现。在红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苏东坡所说的“无意于佳乃佳”，看到了徐青藤所说的“极有安排而了无痕迹”，看到了傅青主所说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看到了非他莫属的散淡风度和飘逸神韵。即使是均匀齐整的篆书，红星也曾临写过长达500多字的《敕封广济宣威灵感真人李公庙碑》，再现了吴大澂以篆籀书写《论语》《孝经》及其信札的当年风采。实际上，我们现今推崇备至的许多碑帖，在古人那里不过是一则笔记、一尺信札、一纸奏表、一石墓志，均属实用功能很强的书写材料。也就是说，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古人从并不刻意的日常书写中升华出了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所以，红星坚持的立场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反对故作姿态的标准化，摒弃装腔作势的仪式感，倡导与生俱来的烟火气，尊重兴之所至的真性情，让自由书写的旗帜高高飘扬。
还要说到几年前的“介庐拾古”书展。我当时与红星并不熟识，也没有过多关注红星的书法，只是从文浏、刚举两位发给我的展讯上读到《关于介庐拾古》。红星的这篇文字很短，但是很精粹，很洒脱，很有意味，由此对他心存钦佩。后来，听说红星当过兵，如今身处公务员的行列，便更加满怀敬意。我也是公务员，了解公务员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知道在那种状态下做个出色的书家有多么不易。直到熟悉以后，我发现红星是可以长出络腮胡子的，却因为公务员的身份，总是刮的干干净净。于是我就有了期盼：等他花甲之年，或者更年长一些，不妨把胡子养出来，就像滋养书卷气一样。到了那时，红星长髯飘飘，兼以往往酒后，下笔如有神助，书写起来该是何等的潇洒和风流倜傥，用以诠释“人书俱老”的苍茫境界，该是何等的妥帖和神形兼备。我相信，到了那时，红星“想做王羲之那样的人”的理想已经不再屌丝，万一就真的实现了！
2020年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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