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每到春节，不由会想起远在广州的叔叔。2015年春节，我们全家10口倾巢而出，到广州和叔叔一家大聚会。
左起：爸爸、叔叔、婶婶、妈妈2015年春节在广州
这是我们全家人唯一一次春节在外地度过，所以一到春节，在广州聚会的场景就会浮现。如今又到春节，又想起在广州的日子。虽隔6年，犹如昨日。
2018年12月，从广州传来噩耗：86岁的叔叔去世了。因为行程冲突，我没能去广州，只能遥祭。我两个妹妹从北京赶去，代老爸参加告别仪式，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叔叔其实是表叔，姓赵，和我奶奶一个姓，是我奶奶弟弟的孩子，当然和我奶奶一样，都是辽宁抚顺人。
抚顺曾是满清的大本营之一，我奶奶就是满族，和爱新觉罗一个姓氏，奶奶说是“红带子”，但她也没说清楚。老爸也不大知道，我曾问过叔叔，他也没解释清。好在现在有了百度，得知满清尊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从塔克世一脉繁衍下来的子孙都佩戴黄色腰带，称“黄带子”。塔克世的兄弟们，也就是努尔哈赤的伯伯、叔叔等人属于皇室旁支，他们的后裔系红色腰带，因此被称为“红带子”。至于奶奶这一支在民国后为什么姓了赵，我也没搞清。小时候听奶奶讲过说应该姓“肇”，后来嫌麻烦便用了赵，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后来也忘了和叔叔核实。
从血亲上看，我离叔叔虽然有点远，但心理上却很近。
小时候，我最熟悉的亲戚是大舅，其次就是叔叔。大舅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化工部第九化建公司。公司在贵州，他每年往返辽宁抚顺探亲，都要在我家停留两三天。叔叔在广东省煤炭工业厅工作，经常到煤炭部开会，每次来北京，也要到我家来看我爷爷奶奶。我结婚后搬离父母家，叔叔再来时，我只要没出差，一定会过去见见。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直到退休，50多年里，我和叔叔接触过很多很多次，佩服他见多识广，听他天南海北聊，很长见识。其实老爸也属于知识面很广的那类，但不大爱说。
2011年，叔、婶儿在北京颐和园
2011年，叔、婶儿在北京
儿时的记忆太模糊了，关于叔叔，甚至仅仅记得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挺有趣。
记得有一次叔叔来我家，和爸爸聊天时总说“厅里如何如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厅”这个词，当时不知“厅”为何物，以为是间屋子。
被普及的不只是“厅”。我小时候，叔叔来北京常住煤炭部西郊宾馆，对我这个喜欢到处跑的孩子来说，西郊宾馆也是一个去处，后来还真去过一两次，换了两三趟车才到。
叔叔抽广州产的红双喜烟，那时我们都玩烟盒，红双喜北京少见，在孩子眼里很新鲜。叔叔喝酒，而我家里只有奶奶喝酒。叔叔来，有时也在我家吃顿饭，看他们喝酒，很羡慕。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刚开放那会儿，我在上大学，叔叔一来京，我就能听到不少新鲜事儿。
叔叔毕业于抚顺矿山工业专门学校采矿专业。
1948年，抚顺解放。当时亟需建设人才，政府改组了原有的两所学校，于1949年组建了抚顺矿山工业专门学校（后来一度变成抚顺煤炭学院，现在是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一部分），老干部刘放兼任校长（刘放时任抚顺矿务局第一副局长，五六十年代先后任石油部、六机部副部长）。老爸说，当时这所学校有高职部和专门部（专门部后来和其他学校一同组建了东北工学院），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学校的教学楼
叔叔是好学生。奶奶说他小时候特聪明，我想，小时候聪明，上学后也会是好学生。听表弟（叔叔的儿子）说，上学时叔叔是班长，婶儿是“班花”，后来两人走到一起。其实叔叔年轻时也很帅，中年以后有风度，到我家，妹妹就会说叔叔“有派”，不似我老爸总感觉有些邋遢。
叔、婶儿年轻时
老爸说叔叔好像是1955年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辽宁本溪的一个煤矿工作，没两年就去了广东。
上世纪50年代，广东的经济不咋地，比辽宁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尤其是重工业。所以，广东需要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支援。那时选人才喜欢从基层选，在矿上工作的叔叔被挑上了。后来婶儿也到了广州，在省化工厅工作。
我们全家去广州时，叔叔请我们吃早茶。听说他们退休后，一直保持着在附近餐厅吃早茶的习惯。几十年下来，叔叔愣是把自己一个东北人变成了广东人。人生地不熟，还有气候、语言等等，多么不易，仅就语言，我头就会大一圈。
在广州吃早茶的叔、婶儿
叔叔这一代人，属于解放后国家工业的第一批建设者。
我退休前编辑过一个中学生写她姥爷的文章。她姥爷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一直在冶金系统工作。我编辑这篇文章时，心里有些共鸣，他和我父母、叔叔婶婶是同龄人，这一代人事业心强，对共产党和国家极忠诚，不图名利，把青春和一生都交给了国家和事业，时代的烙印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年轮里。现在看，真不容易。我想，叔叔远去天堂，应该没有遗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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