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比较史上很难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也普遍被叫做“李约瑟难题”。这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中国古代科技为人类作出了很多贡献，但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产生？”
李约瑟本人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一问题，他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让中国科学技术缺少一个竞争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古代出现的很多科技发展都是以实用性为驱动的；中国人缺乏科学的自然观......当然，这都是在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的回答。
此后的很多学者也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解释，比如在经济上，小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工业、手工业的进展；在文化上，儒家、道家、法家等主流思想缺少冒险精神，阻碍了创新发展；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古代更侧重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技术的简单总结多于发明创造......
而最近在学长学姐那里get到另一种观点，可能不新颖，但还蛮有趣的，是说在哲学发源上“西方哲学思想起源于闲暇和惊异，中国思想则起源于繁忙和忧患。”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不论是地理因素、人口密集程度、经济发展方式等一切能激发文化思想产生的条件都使得中国和西方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即便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哲人，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考虑的问题都是完全不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则在考虑诸侯如何成为霸主、国家如何走向强大。
西方思想家在商业贸易之外，惊奇于寻找世界的本来面貌、物质的排列组合、宇宙的普遍规律；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则在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碌人民制定规则、为强势的封建主义寻找更合理的存在理由。这样的思想差异不存在好与坏，这只是多种条件作用下的产物。
再回到这个问题本身，提出中国为什么没能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一个反命题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得以产生这些近代的科学技术”，这除了在古代哲学思想中寻找源头，还能在这些思想家们对数学的思考上来寻找答案。他们重视实证、重视思辨，这无疑对科学和工业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很多人现在追捧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认为一切事物未能经过实验证明的就是不对的、不合理的、不应该存在的。但尽管我们关怀中国的科技发展，可仍然要明白，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只是我们人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就算你还没探索到，也请你永远不要陷入偏激之中。
这也是我最近才学到的一点：“悬置对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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