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麦克唐纳在坐车途中偶然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的文字跟一起未侦破的案件有关，久久不能忘怀。根据调查后，他发现那起案件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有关，于是电影《三块广告牌》诞生了。
电影的开端是一位悲伤的母亲在艾登镇一条偏僻的小路上，竖起了三块广告牌：
“爱女惨遭奸杀。”
“还没抓到凶手。”
“怎么回事呢，威洛比警长？”
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什么让事件走上了激进的道路？女主角米尔德雷德的女儿在七个月前惨遭奸杀，七个月过去了，案件一点进展都没有。痛苦绝望的米尔德雷德觉得就是警局的不作为，所以才抓不到凶手。在面对电视台的采访时，她说到：“我女儿的骨灰就埋在六英尺的地下，而这帮警察每天就吃吃甜甜圈，抓抓在停车场玩滑板的小屁孩。”她唯有求助于舆论，向警局施压，希望能案件早日破解。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早已经身处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什么还需要借助舆论的力量呢？
英国的一项实例证明，当个人受到重大伤害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会诉诸法律程序。在美国，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会与律师联系，律师只就其中约二分之一的案件起诉，诉后能够走到法院审理的这一步，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因为很多事情是法律解决不了的，联想到去年的江歌妈妈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杭州林爸爸事件便可知一二。央视的女记者于丹出过一本书《声音》，里面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有不少农民与律师找到了电视台，倾诉不平，寻解公道。我问过农民又问律师：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呢？律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舆论比法律更有力量。”
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舆论的力量对于案件的破解是否有帮助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是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当米尔德雷德在小镇上竖起了广告牌之后，没有人理解她。神父来找她谈，让她把广告牌卸掉；牙医跟她说在广告牌这件事上大家都支持警长；更有威洛比警长的朋友跑过来来警告她。他们都觉得米尔德雷德太自私了，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他们觉得仅仅是因为她的女儿死了，就要引起全镇的轰动吗？真是太自私了。
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如果自己遭遇这等事情时，又该如何呢？也许他们自信自己此生，永远不会摊上什么事吧！
这让我想到最近看的一本书《我与地坛》，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后来得知，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条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
这段话让我感动至深。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于受害者的态度更多的是批判，是侮辱。比如常常有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不是你穿着暴露哪里会被性侵”......
其次，剧中的人物或多或少的都因为广告牌事件而受到了伤害。帮她弄广告牌的经理被打成重伤住院；她的同事受到牵连而入狱；她送儿子上学，被儿子的同学朝车子扔垃圾；迪克森被警察局的大伙烧伤。
但很欣慰的是，那些受伤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对米尔德雷德实施打击报复，而是温柔地帮助她，理解她。这也是影片中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正是一群受过伤的人，眼里都是包容。
若是我们自身要是因为别人的案件而受到了什么无妄之灾，可能第一件事就是找人赔偿吧。
在影片的最后，迪克森费劲全力去获得凶手的DNA，可最后结果显示与罪犯的DNA不符合。但他们还是决定去找那个嫌疑犯，计划着要去杀掉他。这是最后的希望了。那个嫌疑犯到底是不是凶手呢？没有人知道。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警察的懒政吗？从威洛比警长的视角来看，他并不是一位只会在上班看漫画的警察。相反，他为这个案件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调查。他在小镇上深受居民爱戴，声望很高。在家里，他爱妻护女，是一名好警察。而且他还身患癌症，时日无多。
法律没有用，舆论也没有促成案件的进展，更别说道德的审判了。这里面没有坏人，他们都在为案件的侦破而努力着，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很无力，无可奈何。
其实，米尔德雷德所遭遇的情况就是我们尴尬现实的写照。不管是你是普通民众或是网络大V，不论你是公司职员或者有钱人，在面对较重大的侵权事件时，都和那些拉起横幅讨工资的农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不过由于一些情况，树立三块广告牌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更多的是通过社交网络来传播，但很多事情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我们唯有期盼，自己千万别摊上什么大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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