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来说,戴维斯双杀(Davis double-killing effect)是每股利润下降,投资者预期降低,估值降低。而这每股收益(EPS) 和 市场估值(PE) 双双下降带来的放大效应就是戴维斯双杀。
相反的,每股利润上涨,带来投资较高的预期,给予其较高的估值,这是戴维斯双击。
戴维斯双击/双杀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很多行业都是周期性的,在上涨周期会双击,下降周期会双杀。
对成长股而言,股价P=PE*EPS
EPS 是earning per share,每股盈利,也就是每年赚的钱,比如说公司今年赚了100万,我有1%的股份,那我今年就是赚了1万,那EPS就是1.
PE这个也有地方写成P/E,就是一股,它现在的股价,是它现在每年盈利额的几倍。如果是1倍,假如股价为10元,那它一年就能赚10元,那就是一年就能回本了。如果是5倍,假如股价依然是10元,那它一年才赚2元,要五年才能回本。所以PE是越低越划算。
当盈利好->看好->股价上升->更加看好,这是正反馈。到最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是不断拉大:戴维斯双击。
忽然盈利似乎下降了->股价下跌->看跌->股价下跌->更加看跌,负反馈。
一般来说,对于过去历史上实现了以G%高速增长的股票,市场会预计下一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PE被抬得比较高。实际上这时的股价P享受了业绩高速增长带来的双倍效应。这是正面的情况,即“戴维斯双击”。
炒股,实际上炒作的是“预期差”。如果财报公布,公司的业绩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的话,便会遭受到双倍的负面效应,即“戴维斯双杀”。无论是该年的业绩EPS还是PE,都会因为低于预期的G,而迅速下跌,股价很可能一跌不回头了。
戴维斯“双杀/双击”是美国戴维斯家族的投资哲学。戴维斯家族祖孙三代在华尔街成功投资50年,其辉煌战绩足以与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等投资大师相提并论。
戴维斯的策略很简单,即以低市盈率(低于10倍PE)买入成长性潜力股(净利润每年增长10%~15%),待成长潜力显现后,以高市盈率卖出,尽享EPS(每股收益)和PE同时增长的倍乘效益。例如,老戴维斯1950年买入保险股时PE只有4倍,10年后保险股的PE已达到15倍至20倍。也就是说,当每股收益为1美元时,戴维斯以4美元的价格买入,当每股收益为8美元时,一大批追随者猛扑过来,用“8×18美元”的价格买入。由此,戴维斯不仅本金增长了36倍,而且在10年等待过程中还获得了可观的股息收入。
事实上,大师们的股票投资理论和策略经过不断进化后,最终都走向了殊途同归。戴维斯“双击”实际上就是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理论、费雪的成长股理论、芒格的绩优股理论等三者的综合,即等待“好的时机”以“好的价格”买入“好的股票”,实现完美一击,然后耐心持有,坐收上市公司和“市场先生”的双重馈赠。
回过头来看,股神巴菲特的股票投资策略其实就是典型的戴维斯“双击”。
远的不说,单说中国股民耳熟能详的中国石油。巴菲特购入中国石油H股的均价为每股1.68港元,动态PE是3.4倍,动态PB(市净率)是0.72倍,分红收益率高达15%(是当时国内5年期存款利率的5.38倍)。而且,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处于低位,巴菲特非常乐观,中国石油不仅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而且分红政策稳定。随着经济升温,股市走强,国际油价攀升,中国石油成长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受到众人追捧。巴菲特卖出的均价是13.4元港币,平均PE是18倍,平均PB是3.6倍,不仅股票市值增长了近10倍,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分红收益。可以说,巴菲特的投资是完美的戴维斯“双击”。
反观国内股民对中国石油A股的投资:在原油价格处于高位时,以16.7元人民币在一级市场抽签申购,PE是22.4倍,市净率是5倍;二级市场开盘炒到48.6元,对应PE为64倍,PB为14.8倍,何等的疯狂?在此之后的中国神华、中国船舶、中国远洋的上市和炒作,就更是一出出荒唐的“闹剧”了。要知道,戴维斯“双杀”——企业业绩下滑(EPS下降)、股市进入熊市(投资预期变坏,PE下降)所带来的“双重杀伤力”也是惊人的。例如,EPS从2元降到1元,PE从60倍降到10倍,股价可以跌到原先的十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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