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歌》是著名散文家李木生老师的一篇长散文，副标题是“重读司马迁《史记》”。“人”写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尤其要做一个干净坦荡、酣畅淋漓地自由呼吸着的人更不容易。而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却为人们“在匍匐跪拜已久的大地上，树立起充满着人味与自信的人，并为中国人留下站起来独立行走的希望”。
现在，《史记》早已成为经典，并被选入课本。这些年我在课堂上每当讲到司马迁，讲到他所遭受到的宫刑，男生们总是潜意识地用手护住了裆部。可见，那种刀刑加身的残酷，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会给人带来莫名的恐惧和威慑。而女生们呢，则要忍不住低头窃笑。那意思仿佛是，比残害身体还要痛苦无数倍的人格凌侮，直到今天仍能让人感受到无法启齿的羞辱。
在《人之歌》中，李木生写到了鲁西南农村捶牛的场面。浑身蛮力、桀骜不驯的公牛在惨遭阉割之后，血性没有了，躁动没有了，反抗也没有了。“随着田野上那一声哀鸣，青春的骚动，见到异性时的冲动，从此再无踪影。伴随一生的，便是温顺地劳作。”这样一头牲畜，迎接他的，便是一生的吆喝与鞭打，无尽的驱使与最终的宰割。
我总觉得，对一头活蹦乱跳、浑身散发着浓烈荷尔蒙的公牛来说，那场血腥的一割无异于一个壮观的仪式、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一种耐人寻味的象征。它象征着人，甚至整个人类驯化也是异化的过程。在那雄勃不驯的物件消失之后，奇怪的是，挺括的腰杆也没有了，高昂的头颅也没有了。劳作，驯顺地劳作，温和而驯顺地劳作。
但是，司马迁却成了一个例外。这个惨遭宫刑已经不男不女的身躯，经此一难，却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真正的须眉男儿。从四天四夜的昏死中醒过来的司马迁，肯定会第一时间想起自己受伤的部位。他会低声呻吟道：没有了，彻底没有了!这时候，冥冥中也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一个男人，最重要的难道不是头脑与思想吗?与健全的躯体和强健的体魄相比，独立的精神与思想，不是更会让一些人心惊胆战吗?
真正的驯服，是驯服一个人的思想;真正的驾驭，也是驾驭一个人的灵魂。在那一个个漆黑的夜晚，司马迁想起自己曾经“求媚于主上”的经历，也肯定会开始厌恶起自己从前的嘴脸吧?“愚忠”“圣上”这些从前一直束缚他禁锢他的种种窠臼，如今像受潮的糖塔一样颓然倒地。他瞬间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地站了起来，甚至可以毫无羞怯地跟汉武帝平起平坐。他要“看清真相，书写真相”，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位清醒地站在人道与人性的立场上立德立言的知识分子。”
在天下黎民都要对帝王山呼万岁、对自己卑称“奴才”的年代，司马迁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大写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一部有血有肉鲜活淋漓的《史记》，我们看到了一群或美或丑或奸或恶但却没用“美颜”和“滤镜”的人物。嬴政、荆轲、陈涉、刘邦、项羽、韩信、吕后、缇萦、卓文君……在这些人物和事件里，又融入了司马迁强烈的爱憎批判和独特的烛照后世的思想。甚至对于当世的帝王，他也敢于“说道说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真要算得上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大英雄了。
在这个世上，人要活成个人样儿实在不容易。因为，人除了四肢和肠胃，还有一颗头颅、一副骨头、一张嘴巴。当然，这个道理对那些只关注生活质量不关注生命质量的人另当别论。他们就像战国时候的纵横之家，是时代的“弄潮儿”，可以朝事秦、暮相楚，眼中看到的只有富贵。而其余的大多数，则无非是“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在这样的世界上，不要说鼓与呼，不要说自由畅快地喘息，就算真正地“看见”，都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奢侈。庆幸的是，我们有了司马迁，有了他用《史记》立下的一个“标杆”和“风范”，要不然，整个“二十四史”不知会黑暗成什么样子。
有人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鼓荡起人性的大旗，人类开始寻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殊不知，在两千年前的那个东方大国，一个叫司马迁的人，已经“扇动着翳天蔽野的翅膀”，掀动起一场思想自由与解放的飓风。虽然，这场大风时断时续，有时甚至不得不躲藏在荒野的边际，潜藏在黄沙土丘之下，却在几千年之间时隐时现，从未间断。
但是，在无比漫长的历史时期，这股“飓风”实在还是太小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一些人虽然没有面临司马迁那样的痛苦抉择，却甘愿将硕大的头脑清空，自愿接受精神的阉割。这些人至今不知人性的尊严、人格的尊贵。他们要么把别人不当人看，要么把自己不当人看。前一种人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吆五喝六，欺瞒哄骗，仿佛是做了人上人，在我看来，却是连最基本的“人”的滋味还没有尝到过哩。后一种人为了获得物质生活上的优裕，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只知服从，不讲善恶;只讲利弊，不论是非。已经彻底失去甚至自愿放弃了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他们看似八面玲珑，春风得意，实则已经活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从前有一次跟一个小车司机聊天，就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伺候着一个官儿，此人仿佛患着面瘫，不怎么会笑，所以自带一份威严。有一天，司机接官儿出来，官儿坐上车就一言不发。司机怕挨训，也不敢问要去哪儿。这样司机只能惴惴地开上常走的那条大道，又按照常走的方向一路向东，直到即将把汽油耗尽。司机把车开到加油站加了个油，领导下去撒了泡尿，上车后才开口说了三个字“回去吧”。这个官儿，真让人禁不住感叹“好大的官威!”司机是乡镇里的司机，说起来这个“大官”，也顶多是个科级干部而已。搁在古代，也就相当于一个“衙役”吧。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凛然不可侵犯的衙役，既然已经异化如此，见到自己的主子，相信其摇尾乞怜，又是另一副嘴脸吧。
这样的货色，也勉强能称得上是一个“人”吗?奇怪的是，这种“人”，却还是一代一代，繁衍不绝着的。如果善意地揣想，这样的“丑行”，就算当事人，也未必清醒地意识到，并感觉其可恶吧。所以，就要有人说出来，写下来。让他看到，自我改正;让世人看到，也引以为戒。这也就是文学(或文字)的有限功用吧?这也就是批评或者批判的微茫意义吧?
李木生老师说：“两千年后的我们，读《史记》——哪怕一读再读——还会心潮澎湃，还会血脉贲张，还会热泪盈眶，甚至可以读得忘却了物我天地。有时掩卷思之，就想到《史记》是可以做为一个标尺的：这样的文字才能够寿命久长。”尽管，以言治罪是每个封建王朝的惯用伎俩，但总要有人出来说话，也总是有像司马迁那样的人站出来说话。
这样的作品，是清醒者的呐喊，是不平者的泪水，字字渗透着悲苦和期冀。司马迁是这样的写作者，鲁迅是这样的写作者，李木生老师自己也是这样的写作者。他们尽管也是血肉之躯，却有着铮铮铁骨。他们迎着光明和黑暗，带着憎恶和深情，从人民中站出来，代替那些不敢发声、无力发生的草民，发出撕裂而绝望的呐喊。他们来自人民，也代表了人民，因为他们有着跟人民相同的爱和恨。
正因为代表了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们的感情，发出了他们急切的呼声。这样的写作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个民族绵延几千年的坚实脊梁。他们有着深沉的爱，也有着沉痛的恨;他们有毫不留情的批判，也有发自内心的同情，理解，体贴和赞誉。这种同情，理解，体贴和赞誉，看一看司马迁笔下的平民、游侠与滑稽就知道了;看一看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柔石、刘和珍们就知道了;看一看李木生老师笔下的晏子、李白、薛涛、阿炳、食指和那位已经过早离开我们的残疾文学青年董业冰，就知道了。这些情感饱满的文字，“总会让人眼亮心热”。
当然，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写作者，并不被当局者所待见。因为“一切嘴巴，必须是专制独裁者的一家喉舌，否则便会落下种种罪名，直到被置之死地。”为了治他们的罪，历史上的一些糊涂蛋还处心积虑地发明了“腹非”和“莫须有”。
甚至，这样炽热、真诚、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文字，还会让某些读到它的人不舒服。毕竟，那些在漆黑的铁屋子里待得过久了的人，哪怕看到一丝微光，都会感到毒烈得刺眼。他们会大惊小怪，大呼小叫，唯恐这光会引起天下大乱;甚至害怕这光会照亮、烧毁这铁屋，因为他们正是惬意地寄居在这铁屋里的地鼠、蟑螂与臭虫。他们害怕和憎恨像《史记》这样为人民的尊严而歌唱的文字，他们害怕光明，更害怕这光明将人民唤醒。从根本上说，他们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害怕人民的力量!他们处心积虑地诋毁、污蔑像《史记》这样的文字，但是，这样的文字，老百姓却衷心地爱看——这就显示出了人心的向背。
李木生老师曾经多次说过：“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因为不平则鸣，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古人也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总有人喜欢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了揭示真相，用了很多宛曲的手法。司马迁也一度打算，成书之后，将书稿藏之深山。鲁迅为流淌着热血的青年发出真声音。他也曾因言获罪，被列入黑名单，而东躲西藏。但这些都不会恐吓到他们，他们只会将之当成一种人生的阅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正像浪涛拍打着岩石，它们拍打一次，石头就会坚硬一分。石头不会退缩，更不会被它们击垮!他们会将这些无知、无耻的群小像蛛网一般轻轻拂去，一如既往地向着光明和真理进发。而一部《史记》，也向封建帝王提出了告诫：“不让人说话的下场只有一种、而且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垮台，倒掉。”虽然，“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有司马迁的《史记》摆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历史除了‘胜利者的宣传’之外，还有另一样的声音。”
这种声音虽然微薄，难比庙堂之上的洪钟大吕，但因为它背后站着无数无声的人民，所以，才真正代表着大多数。那些外强中干的声音，却因为苍白、无力、心怀鬼胎而不堪一击。因为，只有充溢着真实，高蹈着人性的文字，才具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具备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作者简介：
程相崧，1980年生于山东金乡。中国作协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创会代表、鲁迅文学院山东作家班学员，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发表小说、散文100余万字。作品散见《十月》《作家》《山花》《芒种》《大家》《西湖》《青年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纯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外书摘》《西部散文选刊》《小品文选刊》等刊物推介，有作品入选漓江版年度选本。曾荣获2005年《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第十八届文学青年征文大赛”新星奖、2015齐鲁文学年展最佳作品奖、第二届济宁市乔羽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另外，2008年出版文学评论专著《项羽评传》，并著有长篇小说《在野》散文集《生命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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