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时期，像魏晋那样，突然涌现那么多独立特行、风流潇洒之士。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他们喝酒、长啸、裸形、做青白眼，把那个残酷惨烈的魏晋时代渲染成血色的华丽。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比如孔融、嵇康等名士先后被杀。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这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也抒发着一种向上、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
于是人格思想行为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和竹林七贤。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在这一时代，中国书法、绘画、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都出现了突破性发展。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等在中国书画史上划时代的大家纷纷涌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诞生了陶潜、谢灵运、谢朓等大诗人。在音乐领域，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直指内心的千古绝唱。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著名的演讲。他说，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喝酒、吃药、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
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
魏晋风度外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对人的个性化的向往，自我表现的欲望和无拘无束的氛围，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世人的心里。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
魏晋时期，崇尚老庄、喜好玄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他们反对名教，崇尚自然，在无为中体会世间之大道。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晋书·嵇康传》写道：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崇尚老庄，曾说：“老庄，吾之师也！”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著《养生论》来阐明自己的养生之道。他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
《晋书》记载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拥有美丽的文采和优雅的风度。《世说新语·容止》说他“ 风姿特秀。见者叹曰: 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 肃肃如松下风， 高而徐引。” 可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付男子汉气派！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
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是，一次他去森林里采药，竟被樵夫误以为仙人下凡，其风姿可窥一斑。他死了多年后，他的儿子嵇绍始到首都洛阳，有人对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回答：“君复未见其父耳。”由此可推想嵇康之风度仪态。
嵇康生性非常灵巧，喜欢打铁。《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铁铺子在后园一棵枝叶茂密的柳树下，他引来山泉，绕着柳树筑了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打铁累了，就跳进池子里泡一会儿。他以打铁来表示自己的“远迈不群”和藐视世俗的精神特质。
他有着优雅的风度和高远的志趣，常常希望能有与他相得益彰的人。王戎说自己与嵇康在山阳住了二十年，从没见过嵇康表现出欢喜或愤怒的表情。嵇康曾采药游山泽，遇到得志的时候，便忘记了返回。
魏晋时代画坛巨匠顾恺之身上“魏晋风度”更为典型。此人喜好清谈，“好矜夸、好谐谑”(好吹牛，好开玩笑)，“率直通脱”，史称他言谈举止，“痴黔各半”，有时很机巧，一语道破天机，有时又很难解，让人莫名其妙。被时人称作“三绝”(画绝、才绝、痴绝)。他年少轻狂，曾经袋里无钱，却在瓦棺寺写捐百万，最后靠画维摩诘一躯，赢得看画人一捐逾百万。乃为传奇式的故事。
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十三公里的兰亭，四十一名峨冠博带的文人，正列坐在清澈的兰溪之畔，纵酒欢会。他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众人诗兴大发，很快得诗三十五首。席中五十岁的王羲之更是逸兴遄飞，他命人取出特制的鼠须笔和蚕茧纸，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序——《兰亭集序》，坐中诸人可能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连王羲之也没有意识到，他平生最重要的作品，已经在他微醉之时不经意间诞生了。
魏晋士人普遍以“真”为美，珍视真本色、真性情。王羲之少年时代，就很有个性。郗鉴有个女儿，年长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他与丞相王导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王家子弟甚多，个个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
郗鉴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郗将军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只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对太尉觅婿一事无动于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对郗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无其事。”郗鉴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郗鉴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择为快婿。“东床快婿”一说就是这样来的。
魏晋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第一次出现了人的觉醒，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思考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也不在于把活生生的生命去做僵硬的伦理教条的注解，而是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竹林七贤”是其典型代表。
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骨，在从秦朝到晚清两千年间，独一无二，空前绝后。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傲视天地，独立不羁，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如今中国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如今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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