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兴世，武能安邦，这似乎是一个千百年来的真理。得天下依仗武力，安天下须以文道。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一直以这种文武之道运行着，即使是尚武的北方少数民族，统一中原之后，亦以文臣治世，在他们看来，武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天下。
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得已而用之。几千年后的国人一直相信并执行着。
武力只负责在文臣的英明领导之下护土卫国，历史上武将只存在于一个朝代的开创，之后武将的地位便由文臣所取代。
大多的统治者都不会喜欢手握重兵的将军，在他们看来，武将在为他夺取天下后成为了最危险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历史所发生的事实也很好的证明了这点。而文臣则受千百年来口口流传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从心底看不上只懂拼杀的武将。在他们心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恰恰他们便属于劳心者之中的一个群体。
文臣很自信地认为，以武力夺得的天下，必须施以文治，武人大多粗俗不通文理，需以文教约束其行为。汉朝独尊儒术之后，由上将军、开府丞相、国君三权分立治国的政治体制逐渐改变了，喜爱玩弄权术的文人们终于可以以他们无限的权术智慧将武将的地位打压了下去。然而，另他们想不到的是，一直在他们头顶上回绕的丞相的光环也会在将来消失。
在统治者与文官集团的一致压力之下，武将则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甚至也丧失了他们在军事上的权力。军人，只是战争的机器而已，是否需要进行一场战争或者如何来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的尊严是由文人来决定的，军人，只是执行者，惟一可以发挥的便是在战场上的兵法谋略，并且是在文官集团可以理解的范围内的谋略。而文人天生的懦性和奴性与无知，使统治者对他们充分的信任，也由此造成了历史治世时代，武将地位低于文臣，甚至是文臣统驭武将的现象。
文人们用他们独有的权谋之术管理着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外交、农业、商业甚至军事方略的实施。他们以周文王和孔、孟为圣人，从上古的四书五经中寻找着一切社会事务的解决方案。以与孟柯一般的仁慈之心来对待外来的军事威胁，他们认为“仁者无敌”，对野蛮的夷人要用仁慈之心来渡化他们。他们有着特有的外交方略，即谈判（议和），打不过，自然是要谈判，打胜了，也离不开谈判。他们一直以上古圣人的眼光来看待周边形势的发展变化。
在文臣的管理之下，历史社会有条不紊的发展着。武力夺得天下后，由文臣治世，然后由于文臣技术上的不足，使得朝代不断的更替（详见《读史纪要》两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不停的进行着朝代更替，历史社会的发展却只有很小的进步。与之相反的是，每当历史社会进行变革之时，大多都是武运昌兴之时。被文人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也大都是在武兴之时。
武力一统天下之后，文臣确实创建了数十年或数百年间的治世景象，然而治世只是社会内部力量被削弱之后，文臣能暂时以其所不变的方式进行管理，当社会内部再次发生变革之时，文臣则毫无能力，只能任由乱世的到来，或者是延用亡国奴孔子和到处卖文求官而终不得用的孟子的主张来制止乱世的到来。
文人与生俱来的懦性和奴性注定了这种失败。天生的懦性和奴性使文人不敢冲破禁锢，甘于现状。
在应对外来的压力，他们只图苟安，不求进取。长期的填词作赋使他们失去了实际的操作能力，逐渐流于形式，不注重实际。
武将则是一切以实际为起点，因为任何的虚浮之风只会造成战场的失败。一切以实际形势为基准，以最直接、最简捷、最实际的方式取得胜利。在权谋之术方面，武将也许确实不如文臣，因为武将以兵法谋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谓兵法谋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方式，任何能使其取得胜利的方式，都是兵法谋略，这也使得武将能够吸收任何具有实际用途的技术或方式。
与之恰好相反的文官集团则排斥任何的新型事物，认为一切不合上古圣人所述的东西，都是奇技淫巧，并极力打击着这些新型的事物和有着新型思想的人，宋儒更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明朝朱熹成为了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儒家圣人之时，世界终于安定了，只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见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人，有的只是纪晓岚之流超越了赢政的焚书大师。
武将具备将理论转化为技术的素质，而这点恰是文人所不具备的，文人始终生活在书本里，只懂得读万卷书，不懂得行万里路。
历史证明武力，推动着历史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也只有武力的强大才能造就一个时代的强大，民族的自信心则是建立在强大的武力之上，治世也只能存在于武力的保障之下，即孔子所说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我不喜欢儒学，甚至是非常反感，也就是我常说的万恶儒为首，然而孔丘的这句话却是他少数正确之语之中的一句。
儒家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把中国从先秦充满活力社会拖入了愚民时代，从而导致了百家争鸣的结束，并影响了几千年的历史，直至今日。
“鸿儒”们依然口水满天的为儒家辩驳着：春秋战国之时是各诸侯国间相互威胁、争战，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允许实施儒家的治国方案。
在他们看来，当世只有中华一国存在于天地之间，所以当秦统一中国，战国结束这后，世界便清静了下来，中国四周便一片安定繁荣，没有匈奴和突厥的侵扰，也没有瓦剌、金人、西夏和蒙古的威胁，遥远的大西洋也只是蛮夷之地而已，我们终于可以回到上古王道之时了，我们又可以像战国之时的燕国一样，以诸侯直系、姬姓分封的“高贵”血统来嘲笑秦国如何的脱离文明而自甘坠落一般了。
所谓文明本身的属性便决定了无法抵挡野蛮的侵略，“它们（野蛮）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这些不过只是懦弱文人为保留自己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和无法理解的“四书”之外社会发展方向的无知而编撰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他们不敢触及问题的本质——文明是脆弱的，是需要以武力为倚靠的，在没有武力保障的前提之下，任何文明都将难以保存和实现。
没有强大武力为后盾，一切经济、农业、科技、商业等等社会发展都将成为强者的嘴边食，所等待的便只是强者饥饿之时的爪牙。
当武将为历史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安危而奋力拼杀之时，文人仍在幻想着成为济世之侠，以文章抒发自己的报负。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然而，这些文字仅仅是一些文字，终究不过是一场梦，一个文人的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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