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不透现在，那就看一看历史；如果看不透历史，那就看一看现在。
艺术家的传奇，既是艺术家个人的传奇，也是时代的传奇，终归还是历史的传奇。
2020年的第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是“新冠肺炎”。这个词，必然会载入人类历史。因为“新冠肺炎”像一个放大镜和透视镜，把世界和人的诸多本质展现在明智者的眼前。
1630年，有一幅油画，名叫《阿什杜德的瘟疫》，同样把世界和人的诸多本质展现在明智者的眼前；它的作者是尼古拉斯·普桑（1594年-1665年）。
在这幅画的左边，普桑描绘了《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5章）的故事：非利士人打败犹太人，把上帝的约柜抢到阿什杜德城，结果当地的神像“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约柜的金色和大衮的死灰色形成鲜明反差。面对着这个场景，有一群衣着考究的人，在震惊和恐惧中指指点点；这些人显然是阿什杜德城的上层人士，对于他们来说，神像倒塌意味着信仰和秩序的崩坏，这个问题比正在城中肆虐的瘟疫更重要更可怕。
在供奉神像的台阶上，在上层人群身后的大街上，几只肥硕的老鼠在四处乱窜（中世纪多次横行欧亚大陆，夺走数千万人生命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普桑很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一对男女正慌乱地穿过人群，想逃离混乱的现场；男人面色惨白看着倒在地上的路人，女人还在扭头回望约柜和大衮残体。男人身边的马路上、稍远的台阶上、远处的街道上，死者和病人或卧或坐，有人把婴儿从死去的母亲身边移开，有人在抬尸体，有人低头离开，有人在阳台上观望。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沐浴在阳光之下，而气氛却弥漫着死亡、恐慌和绝望。
给人带来一丝希望的是画面右下角的小男孩，他肤色健康，步履坚定（颇有重要角色走上场的舞台效果），在悲悯中透出镇定自若，并且与约柜大致呈对角线关系，似乎象征着拯救人类的圣子耶稣。怀着这样的猜想，不妨对照普桑的另一幅名作《台阶上的圣家庭》，可以发现画中圣母用手扶着的圣子耶稣的脸型、头发和肤色都与小男孩颇为神似，而且也是迈步向前（要去拿施洗约翰献上来的水果）。
普桑《台阶上的圣家庭》1648
拉斐尔 《西斯廷圣母》1513-1514年
对照一下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可以看到普桑所画的圣母圣子形象和气质是从拉斐尔那里继承来的，所以，我们看到《阿什杜德的瘟疫》中的小男孩的时候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此外，普桑的画作不仅在人物形象和气质方面深得拉斐尔的真传，而且在题材选择、作品构思和构图方面也体现出古典主义的庄重典雅、理性哲思和对永恒与和谐的追求。
普桑，被誉为“法兰西绘画之父”，对后世的著名画家，比如德拉克洛瓦、大卫、安格尔和塞尚，产生了深远影响。塞尚曾说过，“每次我从普桑那儿回来，我便更了解我是谁”；塞尚作品中对永恒与和谐的追求可以追溯到普桑这里来。从偏僻小镇的贫家小子到享誉欧洲的古典主义艺术大师，普桑的人生是不折不扣的传奇。而普桑的传奇与同时期的另外两位传奇人物不无关系，一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年-1642年），另一位是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1596年-1650年）。黎塞留被称为“西方现代外交学之父”和“法国海军之父”，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和“近代科学之父”。
为什么传奇人物会扎堆出现在17世纪初的法国呢？当我们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和文化，以及他们三个人身上的共性，我们就会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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