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钱

我们的传统，有一种官方认可的、深入骨髓的高风亮节，即不（提倡）爱钱。以往，谁要是公开地不爱钱到了极致，那么，此人就是道德楷模无疑了，心理活动和背地里是个什么情况，管它呢；一旦一个人在公开场合大声坦承，“我爱钱”，大约会语惊四座，被众人视为道德低下、不知羞耻的急先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爱钱这种长期被市井小人占领的心态和行为低地，终于开始向上流移动板块：各行各业各家各户，都知道没钱寸步难行，所以，倒不再有人会认为爱钱是个什么不体面的事，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钱改善生活，钱标志个人努力程度和成功境地。由此又可以说，四十年来，不但开放了国门，也开放了各界人士的心怀。这是大好事。

一位熟悉的，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博士，大约认为我是个清高的人，又想和我更进一步地互相融合，所以，曾两三次当着我的面自嘲：我就是个庸俗之徒，爱钱，爱物质。她的话，真的像对她自己认真的调侃，其实调侃对象是我。我岂能不知。我笑一笑，并不回答她。她既然这么说，我当然也就不能接着她的话，去表明我也爱钱，或者，去说她本来也是个不俗之人吧。那简直比爱钱这事俗远了去了。

我于是保留了我的表达欲望：天知道嘛，我也是个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金钱拥趸者。

我就是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改革开放都四十年了，这位博士甚至都还没有四十岁，怎么还在先入为主地朝着以钱论雅俗的方向，给思想和行为定性？爱钱的俗，不爱钱的就雅，这是什么逻辑呢？谁告诉他们要这样刻板教条地去想这个问题？

这大约肯定是有原因的。

艺术这个词，浑身都透着一股高攀不起的意味。的确，艺术雅，是个好东西。喜欢好东西的中世纪西方人懂得一个道理，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强大，但可怜巴巴的是，生活能力普遍都成问题，作为典型的精神的巨人、现实的矮子的艺术家们，又多半还不太讲规矩，不会算计，要他们过分操心柴米油盐，实在是对无辜的艺术的白白损耗折损。西方人晓得，要想保留、淘汰、进化文明，那么，艺术家是要靠养的。把艺术家养起来，让他们专心干艺术的活，这简直是上流人士的天然职责。养起来要靠什么？当然是靠钱，此外还得加上对他们的尊重。艺术家们也坦然享受。作为生活弱者的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爱钱”，虽然实际上，他们不必为了钱，去像土生土长土亡的东方艺术家们一样，操心操得心碎不已，奔波不已。为了使自己能卖个好价，得厚着脸皮四处兜售，最后，钱到手了，尊严也没了。这时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艺术不艺术？全都是灰尘地里的简单活着——糊嘴而已。

性工作者失魂坠肉地出售身体（这话可以忽略，因为我们虽然民间流行性工作者这个词，实际上这个职业是非法的），文艺工作者留瓢卖髓地出售精神产品，都是卖，但恐怕谁都会认为，精神产品这样的虚家伙，更值得尊重。不过，如果抛开精神肉体之别，将东西方的同类的“卖”比较起来，文化艺术的卖，此卖和彼卖，也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的。其中，最大的区别有两个：艺术产品的创造者，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其独立精神受到了尊重和保护没有？

今天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别，以及社会开放包容的程度，是很能说明一些什么的。

我们如今倒是终于承认了钱的重要性。就连以往清高不羡仙的博士们，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过，还是得强调指出来，钱是不能用作划分雅俗的标尺的。钱是社会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有时甚至是主导者。

人的生存是低于生活的，而文化艺术又总是生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生存的底色、艺术剥离的进程之中，毕竟活着需要金钱为支撑的。这里，根本不是雅俗的区别，而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已经被一种貌合神离、皮肉不符的伪高度，欺骗了太久。

雅也好，俗也好，其实大家都不必装，不必否认自己爱钱。钱并不总是单纯的市井色，无非是，当钱化成数字，呈现在支票上时，会显得高雅些，而当一张斑驳的钞票从家庭主妇手里递给菜贩子时，多少又显得有些出于传统思维给定性的俗不可耐。

我看，我们还是明明白白地爱钱一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