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见》这本书中，我所能看到柴静最大的改变是对新闻的态度，尤其是对新闻当中的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曾被观众议为冷酷柴静的她也这样评价自己。“语带嘲讽，步步为营”的采访模式看似占了上风，却偏离了最基本的新闻态度――讲究事实。她反省自己: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领导曾经给了选题的权力，但她仍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后来经历的多了，她在采访笔记本前页，抄了一段话，歌德让他的弟子去参加一个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他：“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因为偏见，“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也只是一句漂亮的场面话，而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很多时候，记者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
因为偏见，认为自己首当任务就是让坏人暴露，对于最应该深挖的其他价值信息，即使没有能力找出也能足够安慰自己，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简单的画面和对峙场面，‘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并不能完全体现。
一个数年未见的朋友碰面，说起柴静的节目，“原来觉得你挺斗士的，一看你现在都专访官员了，都嘲笑你，我还替你辩解来着，说你也不容易。”哇啦啦的一大堆，其实这个朋友根本没有听采访的内容，所以，连最基本的理解都不想去做，又谈何宽容。她反驳:“我说节目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官员说的信息，影响很多人生活，观众需要了解。”她说不管报道谁，都是平等的吧。他们只有一个身份：‘我的采访对象’。朋友说她天真，而她反驳凡事信以为真。
每一次的经历，让她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很多人认为，大多数批评报道，无论你怎么征求意见，结果都是一样。材料比较可作为证据，那就不必再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全部都反映出来。可是，材料作为一个简单的结果，往往会让真相流失于片面的理性。柴静说:您认为媒体有偏见，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起理性。
很多时候，我就是一个偏见性很强的人，虽然已经尽量避免随意评论别人。可是由偏见产生的“恶”有时是很难抑制的，或许是为了反弹别人施加给我的痛，例如穷人与富人的相互鄙视；或许是为了满足自己小小的虚荣心，例如暗自庆幸有比我胖很多的人。面对别人的议论，自己是否对表面的正确性存疑？又是否试图为对方寻找有利的点儿？做不到和不必做真的差很多啊。
未来的日子，还会有无数的偏见如条件反射似地反应在内心，根本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简单又效率，但却会让你渐渐走入狭隘。在这条叫做偏见的路上，结伴的人很多，内心的安全感很是让人舒适，但是原来彼此都是这样想的，根本没人想过好不好，只有一个要求，身边有人就好。当然，内心的期许不能胁迫别人。我这一辈子再努力也是会有偏见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当理性的内心有了一丝想要反抗的波澜时，不要试图忽略它也不要逼迫自己压下去，而是抓住它，让思考慢一点儿，再慢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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