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文学史贡献

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楚辞》变化《诗经》的艺术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诗歌形体的解放，二是表现方法的发展。

就形体解放而言，屈骚较“诗三百”又有三点进步：

第一，在句法上打破《诗》之“四言”格式，利用楚地“自成天籁的歌谣体”（郭沫若《屈原研究》），形成以“六言”为主并加“兮”字的楚声新调，显出自然韵律之美。

第二，在章法上改变《诗》每节开头语言、音韵重叠方式，而贯以符合通篇一体之长诗要求的旋律和意趣。

第三，在体制性质上使独立的语言艺术之诗在脱离音乐的情况下完形，标志着先秦诗歌由歌诗向诵诗的转变。

就表现手法而言，王逸《离骚章句》论其比兴之义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颇明旨意。

然《楚辞》能改变《诗经》短诗以一物“兴”起一事的简式，而将多种比兴手法熔铸于诗歌整体形象和整体意境的创造，其基础却在发扬了《诗》之“赋”（铺）的功能，以托配既文采铺发，又飘忽浪漫的艺术形式。

对此，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在论《诗经》状物后即谓：“《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而至汉赋，“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说颇明于诗、骚、赋在文学化道路上的演递，但却疏略了楚宫廷赋创作环节。因为，屈辞虽与赋体文学因缘最近，然仍属于先秦诗歌范畴，而赋体之独立，则始于荀（卿）、宋（玉）以赋立名的创作实践，刘勰也认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文心雕龙·诠赋》）。

荀卿《赋篇》五章，名为咏物，实则采用春秋战国间流行的“隐语”形式，宣传自己的道德伦理和政治主张。其思想大于形象，义理掩压文词，赋文实为政治思想的传播工具。而宋赋“实始淫丽”（刘勰语），是以自觉的美文创造赋境。

概括而言，屈原是文学化的诸子，其创作无不围绕其政治理想；荀卿是以哲学写赋，其赋学是哲学的婢女；而宋玉则是以俳优化的文人写赋，在其创作思想低落的同时，却以宫廷赋创作提升了文学意识，形成由诗、骚“言志”（重讽谏）向宫廷赋“尚美”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