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虽然每个中队随时都有五十名劳教人员左右，但直接负责管理整个中队全体劳教人员的管教干部却只有一位，主要的管教工作是负责带班到工地上出工干活，以及随时掌握自己所管辖中队上，每一位劳教人员的思想动态及各方面情况，而收工回到四合院后，中队长就将本中队的全体劳教人员，交由各中队的统计和保卫负责主要管理，再由四合院内的民管会成员们负责配合协管。
我所在的一中队的带班管教干部叫雷星，级别属于中队长，新平县扬武镇大开门村人，是一位沉默少言却比较平易近人的随和之人。
一中队的统计叫刘仕林，四川人，因在昆明火车站倒买火车票被劳教三年，我下到一中队时，他已经是只剩下半个月的劳教期了，意味着即将面临出所。
两个保卫：
一个叫姜勇，劳教前是云南省开运铁路局工人，因吸毒被劳教三年，他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因吸毒被送到漠沙农场劳教，属于三进宫，剩余劳教期三个月。
另一个保卫叫庄红云（绰号小胖），云南省玉溪市李棋村人，因吸毒被劳教三年，一进宫，剩余劳教期二年。
毫无疑问，整个中队待遇最好的就是中队统计，也就是大组长，负责属下全中队劳教人员的所有工作和事项，最牛的是统计执掌着整个中队一些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力，比如：分工、奖分、扣罚分、荐人。
分工：意味着你出工当天是干重活还是轻活，脏活还是干净活。
奖、扣罚分：奖分则意味着减期（100分减期一天）；扣、罚分则意味着加期（100分加一天）。扣分不算招凶，因为被扣100分只是被加期一天，并不会影响到其它。而罚分就招凶了，那怕只是被罚10分，那么，从被罚分的当月，被罚之人的月满递增分就被断掉，又得从被罚之月的下一个月从头开始计算，也就等于是又从年初的一月份开始算起。月满分每月100分，全年合计1200分；递增分从二月份开始，每月以50分的方式递增，到十二月份合计共有550分，也就等于是全年只要没有被罚分的话，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十七天半的减期，如果被罚分是在年初损失还不大，越是接近年尾被罚分，损失越大。因为罚分不仅只是影响到“月满递增分”，还会影响到宽管的“段级分”；年终的评“劳积”等等，总之，一年中只要被罚10分，那么，你这一年中表现再好，再怎样补救，辛劳一年到头，减期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多则将影响四、五个月的减期，少则也要被影响一、二个月，这就要根据是在哪个月被罚分来决定了。
荐人：每个中队都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驻外好堂口，像养牛、养马、养鱼兼守本中队的鱼塘，这样的驻外人员是单独在四合院外生活，每天只是食堂饭熟后拎着个塑料桶进四合院打两次饭，食堂的菜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在外面找伙食吃，要不是大队为了防止他们跑到远处，或是到当地老百姓家喝酒，才规定他们每天必须进四合院打两次饭并在大门岗处签名的话，他们可能连大食堂的饭都看不上。而这样的驻外人员一般都是要由统计负责推荐给中队长，再由中队长决定是否任用，但只要是统计推荐的，中队长几乎都会很给统计面子地任用。
除了中队之外，大队也有养鱼、养牛、养马、养鸡、守果园等驻外堂口，而这样的驻外人员又要到各中队去挑选思想比较稳定，改造表现较好，劳教期过半或余期不长的人员，每当要选用一个这样的人员时，大队领导就会轮流让中队长们推荐，而中队长又会把推荐任务安排给统计去办。另外，还有干部小伙房，劳教人员大伙房，民管会成员、值班人员这些好堂口的人选，几乎都是要由统计们来推荐。
驻外人员由于不受制于被局限在四合院内，所以他们的活动空间和自由程度，要远远高于统计、保卫，甚至是民管会主任、成员，如果只是混满劳教期就走人的话，那么，驻外是全大队最好在的堂口，没有之一。只是他们没有管人的权力，但几乎是处于无拘无束的状态，要说受制的话，也就是受制于劳教期。
所以说，中队统计的权力是绝对不容小觑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这些，在四合院内，统计还能够享受一种极为特殊的待遇，那就是两个人就可以拥有一间既是统计室，又是中队保管室的房间（一中队统计和负责研室工作的住一间；二中队和三中队的统计住一间）。说它是统计室，是因为它就是统计的宿舍，每当夜幕四合，四合院都统一熄灯睡觉之后，整个四合院就只有两间统计室和一间教研室可以通宵达旦地不用熄灯，这种看似醒目耀眼，实为皓首穷经的灯光，为的是给统计们在一天的喧嚣忙碌之后可以静静地做帐，玩数字、文字游戏，也就是挖空心思地要将从1到10这十个看似简单，实不简单的单调数字，让它们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复杂变为简单；由冰冷变为温暖（奖分），由温暖变为冰冷（扣分），因为其中维系着全中队人员的奖分多少？扣分多少？于每一个个人而言，也就是事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自由问题。
自由无价！
说它是中队保管室，是因为每个出工的早晨，中队上的每个人都会在极为有限的时间之内，匆忙又有序地将自己的铺盖用床单打个包扔到统计室兼保管室里，有摆被的包打得大些，无摆被的包打得小些。
因为为了全大队的内务卫生不受影响，也为了应付场部管教科、教育科，甚至劳教局的来检查考核，每个大队都为每个劳教人员配发了统一的一个军用被套，以及一个满是希望很有个性绿色床单，说它很有个性，那是因为床单的材质是“的确凉”的，看上去整齐养眼，实际上却没有一丝温情，因为是仅限于粉饰太平使用的，所以一般人是不敢将其投入正式实用，因为一旦让床单睡出了绉纹，弄出了汗渍或不明污迹，影响到了中队、大队的内务考核，那么，面临的将是和床单一样的没有温情的严厉惩罚，扣罚分。还会株连到室长、三人行动小组成员，甚至本中队的保卫、统计被问责当然，偶尔也有不信邪的或粗心大意的也曾以身试险，但无不以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作结，真正应验了“人教人教不会，事情教人一教就会”这句老话。
因为统计室又隔出一半作中队堆放乱七八糟的铺盖包使用，所以，统计的床是不在内务考核范围之内的，也等于是统计室里的那两张床也可以乱七八糟。在劳动量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同时，还要接受囫囵吞枣式的“三课”（政治、文化、生产技术）的改造环境里，能够拥有一张不用倾心照顾，任其恣意妄为的床，你想想，那是一种怎样的诱惑？
于爱看书的我来说，统计室又更是多了一种要命的诱惑，那就是，彻夜不眠的灯光，或许，在别人看来，那刺眼的灯光就是一种难以入眠的苦不堪言，而于我来说，那刺眼的灯光则成了梦寐以求的可望不可及。因为，灯光里涌动着令我无法抗拒的知识，就像我体内那些暗潮汹涌的荷尔蒙。
在可以让自己的床胡作非为，以及可以拥有整晚整晚彻夜不眠灯光的双重诱惑之下，怎样能够入住统计室，成为了我此行改造中的远大理想和终极奋斗目标。那种时候，我很无耻地抛弃了自己当年在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时，曾经在宣誓时说过的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伟大理想和誓言。
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变成了一个无耻卑劣的人。
在这样的无耻中，我在劫难逃地迎来了惴惴不安的第一天出工。
五
出工的第一天是我终生不忘的（请注意，是“不忘”，不是难忘）。
那一天的开始是被起床的钟声敲醒的，说是钟声那是太抬举这口“钟”了，因为所谓的“钟”，其实也就是一截已无从考证是从哪里弄来的锈迹斑驳的铁轨，被大模大样的悬挂在了四合院大门口，“钟”的头顶上是一棵冠盖如云的大芒果树，于是，这口所谓的“钟”，多年以来就这样不绝于耳又神气活现地躺在芒果树的浓荫里坐享其成，接受着值班人员定时或不定时的朝拜，朝拜的方式就是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劳教人员，在每个须出工的早晨根据干部事先安排好的时间，用一把铁榔头使劲敲打它，直到惊醒所有的梦中人。本来是有电铃的，但电铃声那种有科技含量成份的发音，虽然不是声嘶力竭，但受制于上限，又中规中矩，一成不变，难以唤醒辛苦之后沉睡中的劳人，远远不如孔武有力，酣畅淋漓的钟声，可以根据敲钟人的打击力度、击打次数而抑扬顿挫，不辱使命。如果晚上集合点名时恰值停电，那么，传达集合点名的使命，也就要请钟声代劳。
等我后来成为了六大队的民管会副主任（主任必须由主管改造工作的管教干部担任，虽然于管教干部是虚职，但名号却是货真价实的，无法撼动），成为了劳教人员中君临天下，一统江湖的人物，也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统计室后，我曾特意亲手抚摸过这截其貌不扬，却又惊醒了无数劳人美梦后之后，又紧接着把他们送进恶梦之中的铁轨，铁轨除了被榔头敲击的那个位置泛着阴森森的幽光外，其它部位一无是处，毫无亮点和可圈可点之处。
晨钟暮鼓，远离人世，但却不是世外桃源，而是人间炼狱。
其实，第一天出工，可怕的钟声于新入所的我来说是派不上用场的，因为农忙时的农活，让从没干过农活的我恐惧得一晚上都无法入眠，所以，钟声一响，宿舍里的灯也就很配合地亮了，摆被尚未到手的我，赶紧手忙脚乱地忙着叠被子，但半天都摆弄不好，最后是从食堂吃完早点回到宿舍的室长施以援手才勉强过关，却让我付出了来不及吃早点的代价。
摆被啊，救救我吧！
从出四合院到一中队的工具房，路程大约十分钟左右，路虽不长，但却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崎岖小路，中途还要涉过一条似河似溪的河道，河道里的水流虽然不大，但终年不绝，遇到雨季来临，平时温顺的溪水成为了咆哮汹涌的河水，每当这种时候，桀骜不驯的河水就拉长了我们出工、收工的路程，湍急的河水让人不敢以身试险，一出四合院就只能顺着车道往上步行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从一座叫做“大治桥”的桥上过河，又从对岸折到工具房门口集合、点名、分工、拿工具，然后开工。
第一天出工正赶上“关秧门”，也就是栽秧进入了攻坚的尾声阶段，我们几个一无所知的新人，在无所适从中，在中队长雷星的眼皮下，忙着将鞋子脱下就被统计、保卫像赶鸭子似的赶下了一块近面积两亩多的大秧田。
亚热带的早春一月不仅不热，秧田里的水还寒冷彻骨，为了防止逃跑，新入所的人员干活都是随时处于干部或统计、保卫的监视之下，身边还前呼后拥地被老在的围绕着，我们几个新人就和老在的在田里笔直地站成了一排，身前是一根扯得比我们更直的栽秧线，秧苗就是要顺着栽秧线插栽下去，这样才能确保所栽的秧苗整齐划一，既显得看上去有美感，又便于以后的三次薅秧和割谷子等系列农活。栽秧人的身后是一把把专门由拔秧人供给的秧苗，以便于手中的秧苗栽完之后，栽秧人不用返身，回头就可以又将一把秧苗抓到手中。
栽秧是一门很讲究技巧的农活，左手在拿到一把秧苗的同时，大拇指、食指、中指这三根手指还要负责分秧，就是要从一把秧中准确无误地根据秧苗的茁壮程度分出二棵到三根不等，茁壮的分二棵、不茁壮的分三棵，分出之后又要很连贯地快速递交到右手上，而右手则负责用食指和中指夹着秧苗贴着栽秧线插栽到泥巴里，栽插的深度既不能深也不能浅，栽深了会被秧田水将幼苗淹没，窒息而死；栽浅了秧苗头重脚轻，会被大风吹了漂起来，成了“漂秧”，总之，栽深栽浅都会影响到日后的收成，插栽的最佳深度是以中指和秧根平齐，然后中指入泥刚好两个骨节为最佳，既不会被水淹没，也不会被风连根拔起。
拿秧、分秧、插秧这三个动作如果配合得好，能够让连贯性一气呵成的话，就意味着能够早点完成当天的生产定额，可以早点坐在田埂休息、抽烟、喝水，或帮别人的忙。
栽秧的标准定额是每人每天需栽二分的面积（十分为一亩、一亩为666·6平方）；
新入所人员在三个月的集训期内，只需完成标准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每天需栽1，6分面积；
被“严管”人员则要在标准定额上又被多加百分之二十，也就是需栽2，4平方面积。
初涉秧田的我不要说是在秧田里干活，就是挪步都难，因为当时不知柔软的稀泥中，怎么竟会有一根根的类似枝条的东西在戳脚，是后来才知道，那是农闲时候刻意人为埋入的，目的是起到沤肥的作用。
那就是在收获完谷子之后，根据时令在要栽种下一轮秧之间，利用那点短暂的农闲时间，每个人拿着砍刀、绳索，到周围指定的山上砍一些较嫩的，不能是带刺的枝条捆绑起来，背到秧田边过磅。这种用植物枝条沤成的原生态肥料，当地人将其俗称为“佳绿肥”，积“佳绿肥”时，每人每天需完成的定额是200公斤，“佳绿肥”运送到田边后，由专门负责犁田的人在田里犁出一道道的深沟，然后，将一捆捆的枝条埋入沟里，浸泡在水里的稀泥会随着犁田人和牛来来回回的行走，自行将这些枝条掩埋了起来，沤成了肥料。
如果砍“佳绿肥”时，要是真正按照标准和要求只砍嫩的话，沤化之后到是好肥料，问题是迫于每天200斤的生产任务压力，没有一个人会只挑选嫩的枝头砍，因为有限的时间和受限的地域，是没有那么多的嫩枝嫩条来供这么多的人寻砍，真要是只选嫩的砍，那就不可能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那么，完不成任务的那部分差额，就要被以百分比的方式换算成扣分，也就等于是辛苦了一天不仅是没有挣到减期不说，反而还挣来了加期。所以，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人人都是只要一见到枝条，就当成任务，当成减期来砍，根本就不考虑合不合要求，是否能够达到标准。
好在中队长和把质量关的统计、保卫和质检员，都能够于遍察民意中又体恤民意，睁只眼闭只眼，反正又用不着他们亲自下秧田。在这种纵容的情况下，就会有觉得自己当天的任务差得太多，于病急乱投医中乱砍乱伐，甚至连荆棘条都砍，然后捆绑时将其精心包装得看不出来，用来滥竽充数。
这就是初涉秧田的我为什么会感觉到脚被戳到的原因，也就是收工时双脚伤痕累累的原因，有的伤痕至今还在。
在劳教所里栽秧考的不止是技术，同时还考各方面的耐力、承受力，因为劳教所的任务不只是要从体力上折磨你，更是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要从思想上改造你。于是，除了繁重得近乎崩溃得生产任务之外，又极不人道地再施以其它的另类折磨。比如，栽秧时不准任何人直起腰来，更不准搭“秧架子”。何为“秧架子”？就是那怕你腰已经是弯到酸痛得无法承受，近乎麻木时，都不允许一直在弯着腰的你，将分秧的左手拐拄到自己的脚膝盖上，当然，右手也是同样。如果你要是将手拐头拄到自己的脚膝盖上，或是没有原因地说着自来话就将自己的腰杆伸直三秒钟，那么，第一次会被站在田埂上监督干活的保卫警告；第二次将被处以严重警告；如果敢有第三次不听招呼的话，统计或是保卫手里的土块就砸到了你的身上，如果还在屡教不改的话，一怒之下的保卫就会跳下秧田，用手中的“拐尺”先修理你几下，等收工回到四合院内，再让你拿个小板凳暂时加入到“严管分子”们的队列里去面壁思过。至于何时才能得以解除严管，严管组组长说了不算，被罚之人说了更不算，统计说了算。
所以，栽秧弯腰弯得腰酸背痛时，能够将腰杆伸直那怕是半分钟，竟然都会成为了那一刻最美的享受。为了获得这种享受，栽秧之人也在挖空心思地想着用各种办法来获取这种美妙的享受，比如，报告内急，需要解手；或者是口渴要喝水等等。
记得才第一次下到秧田不久，站在我旁边的贺红友报告要解小手，获准后，站起身来就在秧田里方便，我就骂他怎么如此不讲卫生，为什么不出秧田去方便时，竟然惹来了一片哄笑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在秧田里干活时，解小手都是像这样方便的，除非是解大手才可以到田边地头，还要处在统计或保卫视线的监督之内才能行方便。
就这样在力不从心，狼狈不堪的劳作中，终于熬完了第一个出工日。那一天，发自灵魂深处地说，虽然自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但生产任务却连一半都没有完成，开工不久，我们几个新人就被那群老在的同改们远远抛在了后面，为了不拖后腿，不影响中队进度，只好让我们几个单独到大田的一隅角落里，另扯了一根栽秧线去单独操练，操练到收工时，站到田埂上欣赏一天的劳动成果时，才发现老在的同改们栽出来的秧苗棵棵根正苗红，规范整齐，看上去美不胜收，而我们几个自行操练出来的那一小片，秧苗东倒西歪，弯弯扭扭不说，粼粼的波光中还泛起“漂秧”无数。
我第一天出工最大的收获，就是触及灵魂地领悟了一首幼时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唐诗，李绅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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