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南京户部左侍郎储巏来信论教与学。王阳明在阐发伊尹“先觉后觉”之论时说，由无知而小知，由小知而大知；由无觉而小觉，由小觉而大觉，这是学。大知大觉，然后教导天下，这是教。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储巏一直要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不从。储巏责怪阳明对他不肯以师道自处，难免有失诚心直道。
王阳明告诉他，当时自己在太学的时候，每次季考，王寅之的成绩都比刘景素好，但王寅之认为自己在讲贯方面不及刘景素，一定要对刘景素执师礼。王阳明评论说，王寅之这样的人，真是豪杰之士。曾子病革而易箦，子路临絶而结缨，横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从讲于二程，天下大勇之人才能做到抛弃小我的境界。治学之道，关键还是看自己能否以圣贤之道自任，不必一定要找一个老师。
贵州的那帮学生来信，希望王阳明多给他们写信教导，王阳明答复说，贵州提学副使秦文（字从简，号兰轩）就是很好的老师，大家如果能够相互勉励，白天诵读，晚上反思，这不比读我的书信强吗？做不到这些，我每天写信又有什么意义呢？治学为仁要靠自己。
河南参政何孟春来信问古代祭礼的事，王阳明告诉他，自尧帝以后，特别是春秋开始，负责祭祀的官员越来越偏离祭祀的本质，只在形式上下功夫了。
这其实还是根本与支离的问题。士儒拘泥圣人文字，而忽视在心上下功夫，这是王阳明一贯反对的，王阳明只不过借事说理而已。
紫阳山是徽州的名山，朱熹的祖先是徽州婺源人，其父朱松因官迁居福建，朱熹生在福建，长在福建，但朱熹眷念父母之邦，以紫阳名其居，故后世又称朱熹“紫阳先生”。徽州紫阳书院建于宋朝，朱熹曾在此讲学，后人即以紫阳书院为祭祀朱子之所。
正德五年（1510年）熊桂（字世芳，号石崖）任徽州知府，两年后，即正德七年（1512年）重新择址新建紫阳书院，书院设“尊德性”、“道问学”二堂，杨道宾（字惟彦，号荆岩，谥文恪）在《紫阳书院题名记》中诠释说，朱子之学，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存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理于学问思辨之际，所谓尊德性、道问学，孰有加于此哉？
紫阳书院教员程曾（字师鲁），收集书院历史掌故，并白鹿洞书院教条，合为《紫阳书院集》。熊桂与阳明同年进士，乃遣程曾请王阳明为之序。
王阳明在序中指出，德有本，学有要，治学如果抛弃根本，高则落入虚寂，卑则流于支离，最终劳而无功。这个根本就是孟子所谓的“求其放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个“之”都是求放心，把放逸的心找回来。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也无学。治学就如植树，心是根，学就是培土灌溉、锄草删枝，无非都为了使树根牢固。
朱子制定的白鹿教条，依次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叙、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应该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才是朱子的本意，所谓随时精察而力行之，本质是贯通的。但是现在的学者往往失之支离琐屑，养成夸夸其谈、耽于名利的恶习，这不是朱子的本意。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核心，就是认识到朱子对格物致知之义阐释的错误，如今要让他为朱子张目，王阳明不能公开拒绝，通过重新阐发朱子的本意来彰显自己的主张，其手法与《朱子晚年定论》类似。
朱熹理学作为官学，王阳明可以公开提出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公开点名否定朱熹，王阳明只能曲折地重新阐发朱熹说过的话，用朱熹这个旧瓶装上自己的新酒。其实凡理学大家，其观点都不会走极端，其系统论述总是比较周全的，只是偏重上略有不同，反对的一方往往会夸大这种差异，以作为批评的靶子，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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