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来，我就想写旅美见闻，可至今没有动笔；去了趟西峡，我也想讲在乡村听到的故事，却又觉得无从说起；前天，我回老家，去看望年迈的母亲，返城之后依然是欲言又止——看来，我大概是已不会说话、也不会写作了。
时代在变，山乡也在变。从前挖煤、挖铝留下来的矿坑矿洞还沒有愈合，如今挖石子的家伙们气魄更大，他们干脆直接把整个山体开肠破肚、大卸八块，溢满了“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豪情，实在是痛快淋漓——对了，这几年到处在盖楼和修路，都离不了这玩儿。
每当我登上山顶，看着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故家，心中便是无尽的悲凉和愤懑……可是，我不知道该去怨谁或向谁去述说？久而久之，总算找到平复自己内心的良药——我悄悄告诉自己，这里已不是我的家乡，而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地方。并且，忽然发现这个圆形的球体是个陌生的所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和身在何处？想到前些日子朋友告诉我，她近来常想到死亡并感到恐惧，我的嘴角不由掠过一丝邪笑：哈哈，想啥呢？至于吗？
说实在的，千年圣君视察“北大仓”之后，我也不由得对自家粮食安全问题重视起来。今上说的对——自己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我悄悄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余粮？她说够咱们仨吃个三五年的——我知道她说的三人之中，除我之外还有她的儿媳，而她的孙子近几年可以吃美国喝美国的，可算是爱国之举。
母亲从风霜雪雨中过来，她三岁便跟着家人到山西逃荒要饭，经历过蒋家王朝的兵荒马乱，好不容易盼来“东方升起红太阳”，又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忍饥挨饿，不得不去吃观音土和榆树皮……母亲说，那是1960年代，她把自己的衣物和家里的床单让父亲拿上，步行几百里到驻马店的平舆县去换些粮食，结果没换到，只是换了些红薯叶子回来煮了吃——还说那时妇女们为了不让自家嗷嗷待哺的孩子们饿死，就把玉米穗子塞进袖口和裤裆往家里带，颇为不易，这也许是我听说过的最高尚的贼人了。
老朋友都知道，我父亲出道很早，14岁就跟着我党混饭吃，那时候“三座大山”还在中国人民头上压着，这样说来全国解放还有我们家的一份“熬劳”——咱老家的土话：“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熬劳。”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十年，“红太阳”主导下的各种运动不断，父亲也在我们村的政坛几起几落，1960年时他刚好在台下。听母亲说，父亲曾把结婚时腰里束的新皮带解下，拿着它向管仓库的某保庆行贿，结果换来了13斤麦子。现在想来，父亲这种牺牲个人利益为全家造福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也算无愧于我党对他多年的培养。至于拉拢腐蚀革命干部的行径，就别追究了吧？毕竟时过境迁，乃父已作古多年。
关于今年的收成，听母亲说玉米和豆子都不行，只有几十斤的产量，倒是花生和红薯都还不错——那天下午我跟着母亲去榨油，一共榨了47斤花生油，可真不少，要知道我们这种小户人家想把几十斤油吃完并非易事；说到红薯，虽然现在有的城里人把它当成稀罕物，我小时候可是没少吃这东西，深知吃多了并不好受。因此，听说现在有人提议全国都改种红薯，让老百姓吃着红薯跟美国人的贸易战“奉陪到底”。这可真是个馊主意，红薯这东西虽然高产，但吃多了人会变得窝囊。至少，我这么认为呵。
记得我小的时候，生产队里有个老油房，就是牲口拉着磨盘那种，如今已弄不清具体的工艺流程，只记得卖油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情形，堪称古风犹存。那时生产队里的忆苦思甜和斗争地主大会往往就在油坊院里召开——院子中央烧上柴火，熬上一大锅红薯叶子汤，无论大人小孩儿，每人盛上一碗，而后纷纷痛说革命家史，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有干部开始厉声责问：“阶级敌人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答应不答应？”便有广大社员群情激愤齐声答道：“不答应！”恰逢其时，我父亲在大队革委会再次当政，家里条件便相对好些，我吃完红薯叶子回到家里，母亲会再给做碗捞面条补偿一下，本人后来发育良好身体强健，玄机便在于此。
这几年，我的朋友当中有些文艺女青年，不知怎的就成了红薯叶子的爱好者。每到红薯季节，便要我从老家掐些红薯叶子回来尝鲜，孰不知曾无数次勾起我苦难的记忆，不由人想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当听说有人提倡多种红薯做为百姓的口粮时，我是有几分不悦的。然而客观地说，比起“观音土”、“榆树皮”或“吃草”来，红薯还是要好很多，毕竟它还算是庄稼，是给人吃的。
嗐，不知不觉中，已是夜色深沉。怎么样？吾国吾民，你们都睡了吗？我也要睡了，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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