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物质生活贫乏，文化娱乐方面倒也不算太差。学习轻松，心思单纯，快乐而满足。
出胡同向南，走过一片庄稼地，再向西过了县医院就是电影院，有一个姐姐在电影院工作，电影票也不是太大问题，而且大街上经常放露天电影，看电影不算难事。
无论是电影院还是露天电影，观众都很多。电影院看场电影票价两毛钱，一排排长椅，一张长椅五个票，但往往会多挤人，特别是小孩挤得更多。过道上也有站着的，忘了票价会不会低一些。特别是露天电影，荧幕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荧幕上常常有观众的手通过放映机的光透上去，其它人就大声喊“起来起来”。
样板戏是主旋律，《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都耳熟能详。除了样板戏，最多的就是战争题材。《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苦菜花》《奇袭》《奇袭白虎团》等等，当时很纳闷为什么有了奇袭还有奇袭白虎团，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分别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地道战》和《地雷战》看得非常过瘾，民兵们把日本鬼子耍得团团转，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还有一些外国电影，记得名字的有《打击侵略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有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从片中饿极了的妹妹想拿地主家晒着的枣瓣被地主婆用热水泼瞎了眼睛开始哭，一直哭到了电影结束。
可能再往后一些，《春苗》《红雨》《决裂》《青松岭》《闪闪的红星》这些电影前后或后前上映。
还有木偶片《半夜鸡叫》《草原英雄小姐妹》。小伙伴学小木偶走路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戏院也不远，和电影院一条街，相距三四百米的样子。开始也是样板戏居多，文革结束后，大量古装戏开始排练上映。父母都是戏迷，常常晚上去看戏，说我们看不懂让在家待着。有一天，我们又是在家等爸爸妈妈看戏回来，忽然下起了暴雨，狂风骤起，雷电交加，电也停了，一片漆黑，只有肆虐的闪电亮起屋里才有一点可怕的亮光。我们姊妹几个紧紧围在一起，姐姐搂着我们安慰着。过了很久父母才回来。妈妈说邻居有一个男孩自己去看戏，先把惊恐万状的他送回家才回来了。妈妈经常说，她怀我们的时候也没有间断过看戏，锣鼓声敲得震天响，也没有吓到我们。
看电影看戏回来的路上，月光朗照的晚上，人影清晰，人走月亮走人影走，人们说着剧中情节，再回味一下，也甚是欢喜。只是落单的时候就有点怕了，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路上就剩我和妹妹二人，我生性胆小，右手边是一条河，水光鬼魅，远处近处不断传来狗的叫声，我竟害怕得哭了起来。妹妹紧紧拉着我的手，哄道，不怕不怕，马上到家了。
大年初二是去姥姥家的日子，有时候我们姊妹会住几天再走，姥姥村里有大戏台，年年唱大戏。唱戏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他们化了妆，穿上戏服，感觉特别神奇。总是好奇地在后台看他们往脸上抹红的白的黑的油彩，穿上戏中人物的服装，平常熟悉的人一抹油彩，简直换了一个人，变得非常陌生。
正月十五闹元宵，十五十六这两天，县城相当热闹，各乡镇都要派出自己的演出团队参加县城的“会师”（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大鼓、秧歌、抬杠、背装、旱船、高跷，反正种类很多。从早上开始，各路人马到县委广场集合，依次绕县城进行表演，有一路跟着的也有固定地点看的，一直到中午才结束。姥爷每年几乎都在我家过元宵节，为的就是看这两天的“会师”表演。
大街上有一个寄卖所，爸爸从那里买了一个大喇叭。他把大喇叭装在屋子的檐窗上，口朝外，每逢放学的时候大老远就听到从大喇叭里传出唱戏或说评书的声音。邻居们也跟着不得不听，不知他们是不是自愿。
写春联是一个特殊活动，大年三十前几天的夜里，家里邻居就开始络绎不绝了。因为爸爸写的一手好字，那几天晚上很忙，邻居们自己准备红纸即可。我有时会帮着拉纸，写好后再放到地上晾着。有一次爸爸一个劲夸我字写得好，鼓励我写，我真的给一个邻居写了春联。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邻居看到我写的春联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眉头皱着，眼也皱到了一起，无奈地咂巴了几下没有说出话。我看了看自己的字，实在是太难看了，可爸爸就是这么爱鼓励人。也不知是不是又给人家写了一副。
一年一度十月大会也是一个相当隆重的活动，对小孩子来说主要是要准备过年的衣服。妈妈会领着我们去买布料，找人做衣服，等待过年。还有一些杂技团、戏团在这时来演出。在小医院的西边有一个大坑，叫剧院坑。各种演出就在剧院坑进行，白天晚上都有。杂技魔术令人眼花缭乱。许多卖吃的小摊也很多，孩子们除了看表演就是想着那点吃的了。
姥爷这期间也在我们家，这样看来姥爷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除了看元宵节的会师和十月大会的演出，姥爷平常也经常去看戏看电影。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来许多的镜头还历历在目。只是过去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七月八日 星期三 农历五月十八 多云 25°~33° 空气质量102 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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