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由还是要承诺
建立并维系那些意义重大的社会关系必然受到它们的约束，即便这些关系让你感到不满，也毫无怨言。一旦人们对他人作出承诺，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在他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中提到，人们不开心的时候有两种常见的反应，要么为这种状况寻找“出口”，逃避现状，要么捍卫自己的权利，提出抗议。在市场中，寻找“出口”是更常见的反应。如果一间餐厅变得很难吃，那就去另一间好了；如果曾经最爱的燕麦早餐突然涨价，那就换个牌子；如果计划中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就去别的地方。自由市场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为人们提供了“出口”，让大家有机会表达不满。
社会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像抛弃自己曾经喜欢的餐厅、麦片或者旅游景点一样，随便开除我们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团体成员。这样对待自己身边的人极端不得体，要被天打雷劈的。
另一方面，我们通常会表达出自己的不快，希望爱人、朋友或者社团成员会作出改变。即便有时这些努力徒劳无功，你还是会不懈努力。真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才会寻找出口。
要在选择自由与承诺忠诚之间获得平衡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那些热爱选择和行动自由的人就应该远离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些看重稳定和忠诚的人就应该努力追求它。大部分人会把这两种模式混淆在一起，搞出个四不像。如果我们没办法建立自己想要的那种社会关系，就会感到自责。而实际上我们真的常常无法做到。
社会制度可以通过建立规则来减轻人们的负担。这些规则当然是可以变的，但也不是你想改就能按照你的意愿调整。有了更加清晰的游戏规则，明确生活中每个方面该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我们对家人、朋友和社区的义务，做决定的重担就大大减轻了。
但是如果接受社会制度加在我们身上的条条框框，个人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这值得吗？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我们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早已给了我们答案——通过提供选择，它选择了自由。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个人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它实际上也给出了答案——选择了限制。但是如果毫无限制的自由会阻碍个人追求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也许加设一些限制会让我们过得更好。如果“限制”可以接纳有限的自由，“自由”也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人们就会逐渐变聪明，懂得衡量什么才是适度的限制。
次级决定
要减轻选择自由带来的负担，一种方法就是决定好什么时候做决定。这就是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埃德娜·厄尔曼-马格利特（Edna Ulmann-Margalit）所谓的次级决定（second-order decision）。比如遵守规则的决策。如果系安全带是一条规则，你就会照做，而不会考虑只是去两公里外的市场需不需要这么麻烦；如果你遵守婚姻的规则，就不会欺骗你的伴侣，放弃日后可能会遇到的无数个让人痛苦的诱惑机会。要是你按照自己的规则来生活，那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遵守规则可以让你远离选择的烦恼，无论是在坐车还是参加鸡尾酒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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