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西冲突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系统的冲突.这一点早已是大家耳热能详、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但是,这两种文化、两种价值系统的根本差别究竟何在,自“五四”以来,却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从早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意欲向前与意欲折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家庭化的分辨,到当代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有机自然主义与机械自然主义、人文路向与自然路向的区别,历史学家们给予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解释立论不同,观点各异,在各自的范围之内可能都有它们的道理。但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内涵实在是太纷繁复杂了,它根本不是一个单靠一种模式就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在此,我们无意于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同样也不打算详尽地罗列中西之别——这将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只是想在前人劳作的基础上寻找一些中西之间的基本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影响或决定了西学传播的过程、深度和方向。
从这样一种打算出发,让人马上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宗教。可以相信,正是因为中国人宗教观念的淡漠,才使得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遇到它在本土产生时所遇到的那种强大阻力,只要把中国人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和近代科学的原理稍加调整就可以使两者相互比附和融合,更何况康有为和谭嗣同在他们的宇宙进化论中事实上也已经这样做了。的确,在中西文化的所有区别中,宗教信念强弱不同,这一点可能是更明显的。当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踏上中国土地时,最令他们吃惊的就是到了一个无神沦的国度.而当中国人了解到西方人的宗教狂热时同样会大惑不解。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宗教自始至终都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人看来,宗教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说有时也不得不奉行一些形式上的规则,那也只是为了某种宗教之外的意义。所以当西方人带着虔敬的心情向上帝奉献时,中围人却对神灵能否致福充满怀疑。这也就难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在发现了西方近代是一个科学对宗教、理性对信仰、人性对神性大胜利的时代时,会迅速地宣布说宗教臣愚昧的、落后肋,唯有科学才是进步的、智慧的。至于说科学到底是否曾经从宗教传统中获得过启发和推动,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去深究。
不过,这还只是一种十分表面的现象,宗教信念的强弱对东西方观念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此,它还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去。对于西方人来说,既然全能的上帝是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实体,有限的人根本无法和它相沟通.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两个世界(超越的和现世的)始终是分立的:哲学上有本体和现象之别,宗教上有天国与人间之分,甚至社会思想上也有乌托邦和现实的不同。而对中国人来说,由于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这种外在超越的观念,自然和社会、天道与人道、人伦与物理始终一体无间,所以人不但能够直接参与天地的造化,就连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也只能到早已实现过的往古中去追寻。这一点还影响到思维方式上,西方人形成了一种二分的思维模式,并发展出一套高度分析的技乃,而中国人对任何事物总喜欢用整体浑沌和辩证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总想把一切东西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系统之内。在西方人那里,由于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始终是分离的,所以信仰和理智就相应地被割裂开来,前若是价值的源泉.后者则是知识的基础。但对中国人来说,知识和价值、信仰与理智就像自然与人—样从来就没有分离过,知识只不过是对价值的体认而已,离开了价值,知识就丧失了意义,像西方那种纯粹理性的知识在中国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此.在西方社会,近代以来因科学和理智地位的提高曾出现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但农中国,无论来自西方的冲击多么强烈.也都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相反,现代西方人为重新安置价值所产生的烦恼反而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颂扬传统的口实。
在西方,由于价值的源泉最终来自上帝,所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在中国这个世俗化的社会里,价值的根据一开始就只能到社会和群体中去寻找,因此,伦理观念在中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恐柏也正是西学传播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有人曾用“人文主义”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精神,当是有见于中国社会特别重视人及人伦的缘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同样有其人文主义,只是那种人文主义是针对于宗教神学而盲,它强调的是人有独立于上帝或自然之外的价值。而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一开始就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之上,所以这种人文主义的相对色彩更浓厚。
除了以上所谈之外,宗教信念的强弱还深深地影响到东西方的政治生活。在西方,宗教和政治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宗教承担的是教化功能.政治负载的则是管理任务。在中世纪,政治附属于宗教,由宗教来指导政治。近代以后,由于世俗王权地位的提高,宗教对政治的控制作用被逐渐稍弱乃至消除,政和教成为两种独立的力量。但在传统中国.由于宗教力量从来就没有达到能够操纵政治的高度,所以教化的功能也一直由政治来负担,结果形成了一个以政治为中心、以政教高度合一为特色的社会。皇帝既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也应当是道德上最大的楷模,三代的君主都既是圣人又是圣王。文学是用来载道酌.历史是用来总结治国经验的,法律是王法,土地是王土,读书是为了求仕,作官是为了捕佐皇帝,甚至一个人的功业也主要只能从他的官阶来衡量。理学家们虽然那样轻视功利,可在他们长篇累腰中的传记或年谱中,占最大篇幅的还是仕进和政迹。总之,在传统小国社会,政治构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生活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获取权威的最终根据,说到底,就连伦理观念也无非是维系这种制度的工具而已。在西方,政治在社会生活里从来部没有达到过这样独断和广泛的地步。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中心主义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时往往发生扭曲和误解,有时甚至改变了西学传播的方向。
我们虽然强调了宗教观念的不同对中西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影响,但这并不是说仅靠这种信仰的强弱就足以把两种文化的差异解释清楚,在决定一种文化的特质方面,经济、社会结构和地理环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只不过它们对于理解我们的论题来说不是关键而已。另外,这里所罗列的那些差别也并不必然就是完全分立的,在任何—种文化中出现一些特例都是不奇怪的,当我们说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浓厚、超越与现实分离、价值和知识对立、政治和教化有别,以及中国文化中宗教信仰谈薄、理想和现实不分、价值统领知识,政治主宰教化时,只是描述了一个大概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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