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令之梦 | 以梦为马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海子
最近，老孙又犯老毛病了。老说着要当作家，要当诗人，还要出版出版书籍，都七老八十的人了，想这些有什么用？
老孙的老伴经常抱怨：“他这两天犯病越来越严重了，说什么要当名作家，要成为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什么毛病。”
女儿苗苗在一旁说：“我感觉爸这样还不错，至少有梦想。”
老伴瞪了苗苗一眼：“去！你爸都半截身子入土了，还想写作成作家，得奖？”
“那有什么，你知道莫言也是写了大半辈子的书才获得这个奖的。还有那个村上春树，陪跑诺贝尔奖好多年，不照样写书崇拜他的人好多嘛！”
“人家那是名作家，你爸？”老伴摇摇头。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爸我支持你！”
老孙在桌上写写画画，听到苗苗的鼓励，顿时来了精神，他转过头对苗苗说：“谢谢啊！爸有一天一定和你一样成为名作家的。”
老孙的名字叫孙文清。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母亲是报社工作的，所以家里总是有股书香气息。从小老孙就看了很多的古典文学，诗词歌赋。四大名著，唐诗宋词元曲他都能倒背如流。
他在学堂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他喜欢上徐志摩的诗，并梦想着当一名诗人。后来又看了鲁迅的文字，立志当一名作家。
朋友丁友善还笑话他说：“一会诗人，一会儿作家的，你的意志怎么这么不坚定？”
孙文清胸脯一挺说：“你还别说，诗文一家亲，我想当的是诗人和作家合为一体”
“好好好，大诗人，大作家，期待你早日成名！”
梦想付诸于现实，孙文清开始写诗，写文。他还为自己取了笔名：清水康桥。康桥取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此后他便在各大报社投稿，很快得到了赏识。十九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清水悠悠》和一部短篇小说《呼吸的云》。
孙文清小有成就，丁友善看到这样，也跟着他写诗，写文。两人还约定如果有一天谁成了大作家，一定要在每一本出版的书籍后面署上对方的名字。
过了两年，孙文清和丁友善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了，大学快毕业他们盼望着能展现自己作家的宏图。不过遗憾的是，孙友善除了十九岁出版的诗集和小说后就再没能火起来，此后的投稿也都被拒，丁友善就更不用说了，没有一篇文章能被刊登的。正在两人心灰意冷之时，孙文清的母亲向二人发出邀请，孙文清突然想起来母亲是在报社工作的。
孙文清的母亲对两人说：“当不成作家也别气馁，我请你们来当报社编辑，至少你们可以去审核别人的文章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两人同意了，毕业后，在报社安安稳稳地工作。就这样又过了一年。
1966年5月，毛主席突然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因为这场革命，全国人民开始遭受了巨大重创。反叛分子组立了四人帮。年轻的人组立了红卫兵。而这红卫兵却是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甚至是老师的噩梦。他们贴大字报，成立“左派”。知识分子们被打成“右派”，天天被游街，批斗。红卫兵们还说：谁要是举报，无论亲戚、朋友，同学。举报者都可以当即加入红卫兵，而且还有功勋。
就这样，之前还和睦的家庭，信任的朋友，同窗的同学一瞬间支离破碎、反目成仇。
这天，报社突然被红卫兵占领，他们在报社打砸抢烧，母亲因为掩护孙文清被抓而孙文清逃了出去，母亲被抓之前的最后一句话：“快回家，找你父亲！”
路上，孙文清看到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红卫兵们抓着一个个所谓的“右派”游街、批斗。那些“右派”伤痕累累累累，奄奄一息。孙文清不忍再看下去匆匆跑回家，刚进门，孙文清呆住了，地上散落着破碎的锅碗瓢盆，明显是被人砸了。屋里的场景更是惨不忍睹，衣物都从柜子里被翻了出来，散落在地上。地上还有些血迹。孙文清觉得情况不妙连忙大喊：“爸，爸你在哪儿？”没人回应。
就在孙文清绝望之时，从门口进来个女孩说：“你在找你爸爸？我知道在哪儿跟我来。”
孙文清很疑惑的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孩，不过她既然知道父亲的下落就姑且相信一回吧。孙文清跟着女孩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座大礼堂的后院，后院里有个巨大的牛棚，在那里他看到了遍体鳞伤的父亲躺在那里。孙文清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他快步走过去大喊：“爸！爸，你怎么了？”
父亲微微睁开眼睛说：“文清......快跑。”
孙文清心疼的眼泪出来：“爸，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孙文清的父亲是中学教师，以前中午放学，父亲总会回家吃午饭，午饭后小息一会儿去上课。今天，父亲还像往常一样吃饭、小息。刚躺下，家门就被人踹开。一些红卫兵将父亲抓起来，不由分说地打一顿带走了。
讲到这儿，父亲突然咳嗽了一声，孙文清急忙为父亲找水，可找了半天都没有，父亲微弱地声音响起：“别找了，这里除了牛的尿没有了。”
正当孙文清想把父亲背出去时，身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别费劲了，文清。”孙文清抬头一看，是朋友丁友善，此时他身穿一身绿色军装带着军帽，衣服上还别着几个徽章。孙文清走到丁友善面前诧异不已：“友善，你......”
“不要叫我友善，从现在起我叫丁红旗。”
“红旗？这么难听的名字你怎么......”话还没说完，孙文清被挨了一巴掌。
打人的人是刚才那个带路的女孩，此时的她穿着跟丁红旗一样的服装，胸前也别了几个徽章，她横眉冷声地对孙文清说：“你敢侮辱党和主席，活腻了吧！”
丁红旗制止了女孩，对一脸懵的孙文清说：“文清，加入我们吧，像你父亲这样的右派不值得同情，他还会被拉去批斗，要不你也改名？就叫胜利。”
“什么胜利！什么不值得！我爸爸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并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右派，你们就这样乱抓人还严刑拷打，你们还是人吗？”孙文清愤怒不已。
丁红旗也被激怒了：“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抓起来！”
“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抓人！”
“这个人蔑视党，蔑视主席！把他抓起来严加管教！”
之后的三月个月里，孙文清被打成右派，也隔三差五地被批斗、被打。而后关被在牛棚里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身边都有一个红卫兵跟着。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丁友善会变成那样。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两个红卫兵在聊天说：丁红旗之前被一个早就加入组织的同事举报，说他在报社工作是个右派，当时组织的人也派人去抄了他们的家，丁红旗为了不想被批斗，被打，深明大义地举报了自己的朋友也是右派，他们一家人全是右派。而这个朋友就是孙文清。举报了孙文清后，丁红旗立了一等功，还当了组织头儿。
孙文清听到这些话气氛难耐，他冲到两个红卫兵面前说：“都是因为你们，友善才会变成这样的！你们把友善还给我！”
不用说，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在这之后，孙文清发了高烧，几天几夜地昏迷，昏迷中，他一直在喊：“爹妈，我想回家”。可是家已经回不去了。母亲因为受不了批斗，挨打，侮辱，上吊自尽。父亲因为挨打的伤口发炎，病情恶化，去世。一瞬间，孙文清变成了孤儿。终于在第十天，孙文清清醒过来，他第一眼看到丁红旗，他厌恶地把头别过去，丁红旗说：“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但我还是要说，你爸妈已经死了，接下去，你想死想活都是你自己的事。”
接着丁红旗对他身边的一个女孩说：“小五，照顾好他，别让他饿死。”
听到噩耗的孙文清，痛哭一场又大病一场，在这儿期间，那个叫小五的女孩就是之前带路找到他父亲并且打了他一巴掌的女孩，现在一直在照顾他。病好了之后，小五也一直跟着他。孙文清想通了，既然逃不出去那就加入组织做个恶人吧！孙文清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孙胜利。一年后，他和小五结婚。
一天，孙胜利在整理家务时，从小五的衣柜里掉出几本书，有两本是徐志摩的诗集，还有两本是鲁迅的小说。孙胜利一下子呆住了。正巧，小五回来了，她看到孙胜利手上拿着书脸色变了，她冲上前去对孙胜利说：“谁让你翻出来的？赶紧藏起来！”
“你也是喜欢文学的，你为何这么做？你为何要加入组织？”
面对孙胜利的发问，小五停住了她声音颤抖地说：“迫不得已，我迫不得已才这样的。原本我也是报社的一员，你应该没见过我，我是印刷厂的。我刚进来三个月。我原本也喜欢文学，我喜欢看徐志摩和鲁迅的书，可是组织却不允许，他们说这些是破坏党的组织和纪律的邪书，所以在抄我家的时候，他们当着我的面把这些书给烧毁了。”
“那这些书是......”
“是我趁组织不注意偷偷买来的，我看着他们打死我爸妈烧毁我的书，我恨，可我怕死所以我得找人顶替，不过幸好，一个叫丁友善的编辑闯入我的视线，我想着既然是报社的人那我就牺牲他了，我举报了他。我苟且偷生，服从组织，在组织不注意时偷偷看这些书，我......”
小五不再说下去，她掩面哭泣。孙胜利走过去抱了抱小五，他觉得这事不能再这么下去。当晚，他和小五来到已被组织砸烂的报社，孙胜利借着煤油灯写下一篇批红卫兵的报告，小五把它印刷成告示，两人趁着夜色把它贴满大街小巷。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看到这些批判他们告示，领头的丁红旗暴怒，命令一定要将孙胜利和小五捉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红卫兵们找遍大街小巷都没有找到他们，他们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其实，他们趁着天还没亮时，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去往香港的船票。到了香港，为了掩人耳目，孙胜利又把名字改成了孙文清，有找了一份工作在香港定居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小五早就放弃了当作家的梦，而老孙还在坚持。所幸的是，女儿孙苗苗完成了老爸当年未完成的梦想，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刚刚又被老伴埋怨一顿，有得到女儿的支持，老孙心里五味杂陈。
“爸，今天我去买了一本最近特别火的书，我看了看里面的内容，发现里面有讲关于你和他的故事，觉着挺有意思的就把它买下了。”
“哦？拿来我瞧瞧。”
孙文清拿过女儿递来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记忆》，作者叫丁友善。
丁友善，这个名字很熟悉，孙文清的脑子里一大波记忆涌入。他打开书一页页地翻着，里面讲的全是他和他朋友的事。在书的最后一页有一封写给孙文清的道歉信，还有孙文清的署名。孙文清想起来那个他们曾经的约定：以后谁要是成了大作家，就在书籍后面附上另一个人的名字。
他做到了，但他更后悔年轻时对朋友的种种迫害，甚至让他加入了那个害死人的组织。孙文清的眼泪瞬间下来了。他问苗苗：“那个作家现在怎么样了？”
“哦，前天癌症去世了。”
“看来，此后我们只能在梦里相见了。”
老天的眷顾来的有点晚又有点不晚，七十八岁那年，老孙写下一本名叫《我和我的朋友》的小说，一炮而红。媒体们争相采访。
在书的最后一页，老孙写下已故好友丁友善的名字说：“友善，我也成为名作家了，就跟我十九岁那年一样，小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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