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大学》到《四书·大学》
本文缘起
本学期选了一门通识课，《礼记》导读，因交作业作了一篇文章，遂记录于此。
原文题为《〈四书·大学〉与〈礼记·大学〉之异》，本文在原文上有作修改。
两版本大学之异
目前《大学》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礼记·大学》，二是《四书·大学》。
此处《礼记·大学》即《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原文，《四书·大学》是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集注》。二者有许多不同，如在篇目顺序上，《四书·礼记》经过朱子的移文补传，体系更为严谨。
《礼记·大学》可以分为“道”、“诚意篇”、“正心篇”、“修身篇”、“治国篇”，《四书·大学》则是“经”一章与“传”十章的结构，又补朱子《格物致知补传》，诚意篇往后编排，形成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三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的理论体系。
《大学》新义与其在《四书》中的定位
朱子移文补传，实是借古文立新学，《大学》原文经朱子一番悉心打扮后，不仅形式变更了，含意也变得有所不同。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写道：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可见，朱子对《大学》赞赏有嘉，认为这是教化风俗的学问，因此将此文从礼记中提出来，作为四书之一，定为“为学之纲”。
《礼记·大学》原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阐述的是一种“博学可以为政”的“太学”，讲的是如何以礼治国，而朱子对大学则有新的理解。他认为，《大学》讲的是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修德之学“，是四书里的”入徳之门“。朱子在作集注时，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在有的人看来，这些章句曲解了原文，是伪学。但朱子反本开新，使得《四书·礼记》成为南宋后的“正统之学”，构成了理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朱子章句中，有许多对旧文的新解，援“亲，当作新”一句为例，《大学》中“在亲民”的“亲”字，被解释为新，这一注解，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与后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照应，但这一全新的诠释，使得《大学》从为政之道转变为入徳之学。
补传与“格物致知”的新诠释
朱子的移文补传，包括对篇目的重新编排，形成了新的体系结构，还包括了补写了《格物致知补传》，解释“格物”与“致知”。
朱子移文后，前三传分别解释了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第四章解释“本末”，第六至八章解释了八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唯独没解释“格物致知”。朱子认为第五章是“格物致知传”，但丢失了，故补一传。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朱熹《四书·大学》”
而朱子补传的这一做法，是否符合《大学》之本意？
朱子之所谓“格物”、“致知”，讲的是人有“认知天下之事物，把握事物之理”的能力，讲人可以通过由认知事物而把握事物的“理”。后来，王阳明又提出了“诚意”、“致良知”为《大学》之本，提倡恢复古本《大学》。王阳明的学说重“诚意”，以孟子“良知”解释“致知”，强调“心即理”。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守仁《大学问》”
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本意都是一样，都是为了“修身”。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挌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王守仁《传习录》”
依照此观点，《礼记》不必将四者分开。由此观之，从王阳明的学说来理解“格物致知”，并不一定比朱子学说更加符合《礼记》原意。
钱穆先生在《〈大学〉格物新释》中提出，《大学》中并无对“物”的解释，而《大学》节选自《小戴礼记》，故对“格物”的理解应当在《小戴礼记》的别篇中找寻，并指出《礼记·乐记》中的“物至知知”便是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人心所动，物使之然也。——《礼记·乐记》”
体现了在“物”的经验后才有人的“知”，与朱子的解释相符，由此推断朱子的解释合理。
但朱子的“格物致知”与《礼记·大学》提到的“格物致知”应当是不同的，我们所《礼记·大学》讲的是“为政之道”，为政的“格物“应当是不必”穷极事物之理以推极吾之知识“的，郑玄与孔颖达在《礼记正义》注疏中给出了理解：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郑玄《礼记正义·注》”
在郑孔二人的理解中，”格物“是果，”致知“是因，由一个人的格物来事而致其知，由果推因，以人之待物推知其知之善恶，因为只有知善者才能行善事。依照此观点，通过”格善物“，使得他人”致善知“，于是”诚意“、”正心“，”由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从而”家齐国治天下平“。
因此，朱子的理解是与郑孔所不同的。
朱子补传，意在重新诠释”格物致知“的本义，从而使《大学》从”为政“之学泛化为”入徳“之学。
小议朱子移文补传
朱子移文补传的理由是旧本错简、传文遗失，而其做法在日后亦备受诟病，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中批判道：
“其实，孔家老店，倒还货真价实，只是从南宋以后，这一班宋儒学家们，加入了孔家店，喧宾夺主，改变了孔家店原来的产品，掺入的冒牌太多。尤其以程、朱之说，更为明显。“
但朱子的移文补传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基于唐中后期经学僵化、儒家心性理论薄弱而提出的对儒学的重建，是对当时被佛学思想深入的儒学进行清理与重整。有学者认为，”阐发经学中的‘义理’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向儒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儒家解经学依照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礼记·大学》本来就条理比较清晰，能自成体系。朱子通过移文补传，使得本来就条理清晰的《大学》变得更加严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的学说理论一般是”潜隐型“的体系，如《论语》以孔子言行载道，《庄子》借寓言辨理，而朱子修《大学》补传，在理学发展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奠定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朱子移文补传赋予了《大学》”修德“的新含义，是思想上的一次再创造。或者说《四书·大学》是《礼记·大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转型与发展。
2017.05.11 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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