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三曹"之曹丕
曹丕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曹操的次子,三国时期魏国的创建者。丕少时好弓马,诵诗、论。及长,熟读《五经》、《四书》、《史记》、《汉书》;诸子百家之言,无不毕览。他生于战乱年代,青年时便随军作战。建安16年(211年),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22年(217年),被曹操立为嗣。曹操死后,丕袭魏王、丞相。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为魏文帝,都洛阳。在位期间,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汉朝在西域的建置。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于洛阳,时年四十岁。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号文皇帝,葬于首阳陵。
重视文教、礼乐:
黄初二年(220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
黄初三年(222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以打破年龄界线,提出 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的用 人之法。
黄初四年(223年),在原来汉室乐舞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朝堂之上宗庙之中演奏起正世乐、迎灵乐、武颂乐、昭业乐、凤翔舞、灵应舞、武颂舞、大昭舞、大武舞。
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在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
曹丕在文学上著作甚丰,成就卓著,是建安文学的积极创作者和热心倡导者。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他一生存有辞赋30篇,诗40余首,《黄览》100卷,《列异转》3卷。其《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
曹丕诗歌形式多样,而以五、七言为长,语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手法则委婉细致,回环往复,是描写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题材的个中能手。代表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曹丕的一些为后人称道的作品都在担任五官中郎将至魏太子期间所作,他的诗歌细腻清越,缠绵悱恻。
《诗品》将曹丕排在中品,认为他的诗不及弟弟曹植,原因是曹丕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偶语”,即两个普通人在讲话),反观曹植则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文心雕龙》(才略篇)说曹丕“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与曹植“思捷而才俊”不同,又谓“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世人都同情曹植的处境,曹丕是兄弟争位的胜方,人们也因此忽略他文章的美妙。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写于曹丕为魏太子时,文中要点有:
①评价建安七子的文风和得失,“建安七子”的说法来源于此;
②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
③肯定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下附其诗:燕歌行 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燕歌行 其二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
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
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
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
飞鸧晨鸣声可怜,留连顾怀不能存。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擅长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今的文人,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在学问上是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是当今特出的。应旸平和但不够雄壮,刘桢雄壮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人有所偏好;只有全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流逝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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