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联合国大会，让这个世界彻底认识了16岁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
面对着记者和政客们审视的目光，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属于自闭症谱系的精神发育障碍）的她，虽然情绪激动，满含着悲切与愤怒，却显得不卑不亢，斗志昂扬。"你们用空话偷走了我的梦想，我的童年。我们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在这里，现在是我们的底线。你们真令人蒙羞!"
对待通贝里的勇敢，网络与电视上充斥着令人心寒的嘲笑。许多人拿她的表情，衣着，年龄，甚至是她的病情做起了文章，认为这些足以是她“没有资格”提醒我们注意全球变暖的现实局势。
那些反对她的势力启动了自己庞大的舆论机器，继续灌输着枉顾科学事实的思想，将她描绘成了“红色的恶魔”，甚至被称作“精神病”。这些对于她的质疑和攻击，是对于科学知识根本性的不信任的真实写照。
本来，公众对于全球变暖议题的意见在2006年那部震惊世界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inient Truth）》之后，已经得出了“全球变暖亟待解决”这样统一的认知。然而，很快公共舆论便迅速随着政治人物的分裂而极速两极化，让人认为全球变暖似乎是某种“科学界没有定论的争议话题”。
谁是背后改变着这些思想的那只无形之手？这只手如何一再欺骗着人们的认知，诱导着更多的人相信着错误的垃圾信息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这个巨大的阴谋可以被分成三个相互之间息息相关的小故事；而这场阴谋的种子，早在全球变暖成为热议话题之前便已经被播种下了。
第一章：烟草
肺癌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疾病，每年全球约有150万人因此死亡。
众所周知，吸烟是直接导致肺癌的原因之一。“万宝路”牌香烟广告的模特中，有四名陆续死于吸烟导致的肺部疾病。
这些观念，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共同的认知。我们已经无法在电视，广播，报纸和公路广告牌上，看见任何与吸烟直接有关的广告。就连烟盒上，都刻着“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有益健康”的醒目标语，更有国家在烟盒上会在放上肺癌患者痛苦折磨的照片来警示所有人。
然而这绝非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普遍认知。
那个年代，从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甚至到迪士尼的动画片角色，吸烟都是某种地位和气场的直接体现。吸烟如同嚼口香糖一般普遍，超过半数的人每日都在热衷于吞云吐雾。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是人们享受的场所：学校，公司办公室，甚至是飞机上和医院里，随处可见丢弃一地的烟头和氤氲熏灼的烟雾。那个年代，不要说禁止投放香烟广告，就连设置禁烟区也是不可想象的。
那个年代，正是烟草公司的黄金年华：通过好莱坞的经典形象和无数悠闲自在的广告形象，他们将自己这款致命的产品塑造成了体现价值的直接象征。很快，烟草界说一不二的巨头，“万宝路”等品牌的的拥有者菲利普莫里斯便堂而皇之地在纽交所宣布上市，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巨大的商业版图。
其实早在1950年，一些科学研究就对吸烟的致癌性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那一年，五项独立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已经明确指出了香烟的致癌风险。此后不久，为消除回忆偏差的可能性而进行的一系列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54年的一项经过同行评议的权威研究得出了更为直接的结论：每天抽35支或以上香烟的人死于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的人增加了40倍。
尽管科学界已经基本得出了有效的结论，但是很快科学家们就发现民意并非能够迅速地跟上这些研究的步调。196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就连43%的医生仍然是常规的吸烟者。而一份1954年的调查表明仅有41%的人认为吸烟会导致肺癌。这一规律一直在不断地持续着：电视上的“资深烟草专家”和烟草公司的发言人一再以各种名义在撇清自己的责任，竭力保证吸烟和肺癌之间绝无直接关联。
在电视和报纸杂志上，越来越多看似中立的声音表达了对于禁烟的愤怒，认为禁烟是一场政府“听从共产主义思想”的诡计，将会对美国民众的选择自由产生巨大的威胁。被“自由受到威胁”这一耸人听闻的言论所带动的美国民众，也自然难以支持任何与禁烟有关的举措。
这些事件是没有关联的偶然现象吗？当然不是。实际上，这是烟草公司的总裁们和公关巨鳄之间共同指导的一场巨大阴谋，因残害无数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来继续获取自己源源不断的利益。
1953年，在许多开始为烟草致癌定性的研究结果以新闻报道和杂志文章等更加普遍的方式开始被美国大众注意的时候，烟草商们认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那一年的冬天，在纽约最负盛名的广场饭店的会议室里，美国最大的几位烟草总裁聘请了被誉为“现代公关创始人”的约翰.希尔（John Hill）和他的公司Hill & Knowlton (在中国名为伟达公关)，试图挽回香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那原本不可撼动的形象。
若想撼动民意和科学谈何容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次会议后由烟草巨头们牵头建立的贸易促进组织“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mmittee, TIRC）"才需要用最直接的手段来迷惑吸烟致癌的客观事实。这一点在他们1954年起草的所谓“一份对烟民的诚恳声明”（A Frank Statement to Cigarette Smokers）中展示的一目了然。
在这份极尽歪曲科学事实之能事的声明中，TIRC用简短的四点“概括”了权威的科学研究成果：
1. 近年来的医学研究表明了可能引起肺癌的原因有许多个。
2. 医学界对这些原因没有达成一致。
3.没有证据表明吸烟是其中一个原因。
4. 那些声称吸烟与疾病有关的统计数据同样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事实上，统计数据本身的有效性受到许多科学家的质疑。
然而这份荒谬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声明，却真的在那个互联网尚未问世，公众的科学兴趣也不高涨的年代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本着“公司会为顾客的利益服务”这一心理的消费者们，不假思索地咬住了烟草公司抛出的鱼饵，从此难以自拔。
不仅如此，以菲利普.莫里斯为首的烟草公司为了进一步掌握科学上话语的主动权，于1987年建立了“室内空气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oor Air Research）”，通过每年发布“研究报告”的形式质疑吸烟是否会导致室内空气产生污染。不明就里的读者面对着这些对这一事情“盖棺定论”的报告，竟无法分辨出呛人的烟味是否能够造成室内的空气污染。
与此同时，由烟草公司赞助的这些“权威机构”开始发布广告和手册，鼓励非吸烟者对待吸烟的人要“宽容以待”。这些广告和手册当然不可能提及吸烟和二手烟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但是却继续利用着历史上许多知名吸烟者的“光辉形象”来声称烟民的行为只是一种“富有仪式感的个人举措”。
当好莱坞荧幕前的那些形象已经不足以继续体现吸烟的正当性后，另一个由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机构“烟草学会（Tobacco Institute）”便在1972年资助一家电影公司拍摄了一部旨在“普及知识”的电影《吸烟和健康须知》。这部电影的宣传极为成功：在极低的警惕性下，就练不计其数的高中都在给他们的学生播放这部影片。一份来自美国卫生局局长的调查显示，这部影片导致美国认为“吸烟致癌”的人数足足降低了17.8%。
当烟草公司和它们的牵线木偶意识到民众对吸烟已经开始普遍反感之后，他们开始从政府人员下手，进一步保证他们在政策上的主动权不会丢失。每当美国疾控署等负责调查民众健康的机构出版一份庞杂而相对而言晦涩难懂的研究报告之后，TIRC等机构会迅速跟进出版一份白皮书，进行对于这些健康报告的所谓反驳。这些“反报告”的针对对象便是那些决策者，以自己看似权威的形象鼓励着那些能够做决定的人继续去不作为。
对于烟草公司传播的这一系列的信息，斯坦顿.格兰茨（Stanton Glantz）十分怀疑。
作为一名资深心脏病学研究专家，他自然十分清楚吸烟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吸烟的真相与本末绝非那些冠冕堂皇的“研究成果”，影片，采访和“反报告”中体现的那么简单。为了调查清楚是什么造成了科学事实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巨大差距，格兰茨通过在1982年种种手段终于获取到了一份名为《在西方的死亡（Death in the West）》的影视资料。
这份于数年前拍摄，烟草公司用尽手段竭力封杀销毁的资料中记录了一个珍贵的瞬间：菲利普莫里斯科学研发部分的副总裁在记者的追问下，支支吾吾地承认了吸烟和死亡的联系：“是的吧，吸烟是会导致伤害...那我们怎么办，不活了？你要知道，避免死亡的最佳方式只能是不被生出来。如果我们一直在躲避伤害人的那些事，我们现在应该还在山洞里无所事事呢..."
1994年，一名烟草公司的匿名员工给格兰茨位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办公室门口放下了4,000余份文件。这些来自公司内部的文件清楚地显示早在50年代，烟草公司就对其产品的致癌性心知肚明。然而为了继续获取利益，昧着良心的烟草商们选择了封杀和隐瞒，并且通过建立TIRC等组织来向民众和政治人物继续否认烟草的致癌性。
这些文件一经问世，烟草巨头们无忧无虑的时光便已无多。
自1994年以来，美国几乎每一个州的州立司法部长相继开始起诉各大烟草公司，指控他们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法和反托拉斯法。在1997年，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长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和其他的州立司法部长宣布了和解协议的细节：和解协议包括两家烟草公司公司支付3,655亿美元的重量级罚金，同意自此接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可能监管，并加强警告标签的警告和广告的限制。作为交换，这些公司将免于集体诉讼，并且诉讼费用将受到限制。
而那个神秘而洒脱的万宝路牛仔形象，也在这场和解中成为了永久的历史。与它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几乎所有的“烟草研究机构”。自此之后，禁烟区开始逐渐广泛设立，吸烟所代表的地位和形象变成了昨日黄花。
但是这一年，已经距离科学界得出吸烟导致肺癌的科学结论的1950年有近半个世纪。这数十年的时间里，烟草公司用多少生命的失去和多少家庭的悲剧让自己盆满钵满，用多少卑劣的手段和无耻的洗白让自己全身而退？
迟来的正义，是对于那些因为吸烟过早失去生命的人而言，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烟草公司的一系列举动，更是让公众对于科学知识和事实本身产生了巨大的认知裂痕：也就是从这时起，更多的产业注意到了烟草公司的手段，来企图为自己产品产生的伤害来加以推诿和辩护。而曾经任职于烟草研究智库和公司的那些人也并未离场，只是改头换面，用新的名词来继续着对大众的欺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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