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的第二次演讲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在一个书店二楼的空旷场地上,听众们围坐在何伟周围——一部分人是直接坐在地上,我恰好位于其中。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滑稽的场面 :我仰视着一个汉语说不利索却还苛求幽默感的金发碧眼的老外,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故事。
何伟提到了他父亲的社会学老师牛志康——一个大块头的中国人,如何在大洋彼岸用自己黄皮囊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每当别人发难时,他立刻会装作不懂英语就、可怜兮兮的样子,对方也就不会和远在异乡的外来人纠缠不清。这位聪明而犀利的后辈来到中国马上如法炮制——一边是普通话不好的、傻傻的何伟,一边是清醒异常 、不断思考的彼得·海斯勒,缺一不可。
说来也巧,第一次看到何伟的文章是在《纽约客》上,当时热衷于搜罗英文杂志,看到关于中国的蛛丝马迹便兴奋得一边查字典一边读。何伟的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到 《寻路中国 》,只是记得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猎奇的外国人在中国碰到的奇闻轶事,由此联想到马尔噶尼之大清。只不过,三跪九叩在当下已经不时兴。
后来买了《寻路中国 》,再后来跑到北京参加了何伟的第一次讲座。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中国,准备搬到埃及生活几年;汉语水平退化到听不出在中国生活十年的样子,安安静静得坐在沙发上。当时只记得接触了一个全新的名词 “非虚构性写作 ”和如沐春风的生活方式 ——用十年的时间和一个国家打交道,然后把它写出来。
看完 《江城 》,我才感觉到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或许是当代写中国最好的外国作家。他把两种内在的冲突揉和在一起而又没有自负的指点江山。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他既是一个汉语都说不好的外来者,又是一个揣着剑桥硕士的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何伟冷静的让一个方面只和周围的中国人打交道,让另一个方面仅在内心深处缄默观察。于是,他自己也成为了被观察者。当有一个参照物存在,混沌才会消退,一些行为才会展现出来戏剧性。比如,他给自己取了烂大街的中文名,正如班里的孩子们每人都给自己取了烂大街的英文名。作为外来者的何伟与刚刚呼吸到改革春风的孩子们一样,存在某种稚嫩和不安全感。这仅仅是我的猜测,何伟从来不会告诉你答案,只是把一些巧合和矛盾摆给你,这又是他的聪明之处。
一直心心念着 《甲骨文》,却等来了 《奇石》,等来何伟再次为新书宣传而进行的第二次演讲。虽然在埃及生活了三年,但是感觉出他说中文更好、更自信了。直到他给我们讲述为了在美国上保险,和妻子合伙来了一个叫做 “Sha bi”的传媒公司,自任“Prisendent”,把全场的氛围挑向高潮,真是个有趣的何伟。
翻开《奇石》首页,赫然印着 “‘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 ’和 ‘全力冲刺 ’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关于这四章得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terhessler.com”,真是个较真的彼得·海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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