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耀司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那样的自由才是珍贵的、有价值的;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我从来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灵感和坐等的成就。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地活着。”
想要丰富的人生,就要学会自律。不管是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某个领域中获得成就,去获得别人的认可,担负起某种责任,都需要自律。渴望变得强大是我们的本性。在这种野心的激励下,我们发挥我们的意志力,去努力克服困难,最终达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时刻都感觉自己珍惜了时间,有所收获,变得更好,没有虚度,最终变成我们想要变成的模样。
所以,山本耀司说的自律是一个工具,而自由指代一切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和这些目的所组成的丰富的人生。与山本耀司的观点不同,佛教想要消解这种动机,它想要劝人放弃这种“丰富的人生”。
佛教认为,我们以为的“丰富人生”并不能带给我们其许诺的快乐,反而会使我们陷入痛苦,对一切都不执著才能不痛苦,才能解脱。叔本华是这么解读的:“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很想要某样东西,但是真正得到后,快乐却是短暂和稍纵即逝的,实际上就陷入了贪得无厌的圈套。一旦对某个目标所能带来的快感抱有很高的期望,那么这种快感即使在完成的那一刻让你体验到,也会迅速地消失,然后恢复平静和无聊。”
佛教说的这种痛苦存不存在,丰富的人生值不值得追求?对于这些问题,《聪明人为什么不一定快乐》这篇文章中的一个例子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在中国,学者有十几个等级,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又分杰青,长江学者,最后到院士。而这种等级的存在让身处其中的人不自觉地就去为之努力,看到同期的同学已经是教授自己还是讲师,心里滋味想必就不怎么好受。如果盯着这个等级去努力,那么一辈子可能都在为升级而累,渐渐失去了对学术的兴趣。而且终有一天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空虚。
而另一种学者,他们并不在意自己是什么等级,只是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感兴趣,由此推动他在学术上获得一些成就,而那些等级、奖励、地位则是随之而来的附属品。即使最终没有获得这些外在的东西,他也并不觉得自己一无所获,因为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人觉得学者很酷,在看了一些科学家传记以后,也想要成为这样充满智慧的人。这是一种对学者身份的认同。
这里第一种动机证明,佛教的告诫并非危言耸听。
而第二和第三种动机,并不会陷入佛教所说的陷阱。佛教对一切的不执著,也可能否定了这些原本可以保留的乐趣。我相信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生肯定是乏味的。
所以就好像,有的动机是良性且必不可少的,有的动机则是恶性的。一件事情的动机往往并非是单一的,一个人成为学者,一般是同时出于以上三种动机。在一个环境下,一种动机会不自觉地逐渐替代另一种动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让人专注于学术本身,一种不好的制度可以渐渐摧毁一个人对学术的兴趣。
身处其中的人,如果分清这些动机的区别,就可以既学习山本耀司那样最大限度地珍惜生命,也可以防止落入佛教所说的空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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