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这东西，一向被认为是个坏东西，“闭关锁国”嘛，“落后就要挨打”嘛，是吧，尤其是明朝，被认为开了个很坏的先例，自绝于世界。
话说回来，谁规定的，挨打一定是因为落后？
“五胡乱华”时，我们落后了么，西夏，辽，金直至蒙元，我们落后了么，“土木堡之变”，落后了么，满清入关，落后了么，乃至1840，被打是因为落后么？
大家有谁听说过一个GDP占世界30%以上的落后国家？
强如美国，2018年世界GDP占比，不过24%。
那么，明朝的“海禁”这事，对不对？
在说清这个对错之前，我们先来看两件小事。
其一，1523年，宁波之乱，争贡之役。
起因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变化，幕府将军成为傀儡，地方大名势力兴起，两股相互仇视的大名势力争夺向明朝的朝贡贸易权，各自为了利益，向明朝派出朝贡贸易使团。
两支使团先后到达明朝规定的朝贡贸易地点，宁波市舶司后，先是因贸易所需的“勘合”凭证真假起了争执，其中一方通过对市舶司官员行贿，暂时平息了下来。
接着，在随后进行的接待酒宴上，又因座次席位发生争执，自认为栽了面子的一方，派人抢夺了此前被收缴的武器，聚众直接在酒宴上将对立的一方斩杀，并一路追杀对方逃离的人员。
追杀未果，这帮人愤愤不平，又跑去港口把对手的船只全部烧毁。
见了血，这帮日本人的野性就收不住了，开始沿路劫掠，烧杀。
宁波守军连忙派兵弹压，却由于承平日久，武备松弛，被对方反杀，连都指挥和千户都战死了。
这帮人居然还就在港口顺利地抢回了他们自己的两条船，出港逃走了，后来在海上遇到大风，其中一条船漂到朝鲜，大概是又想着发财，被朝鲜杀了二十多，活捉三十多送交了明朝。
结果嘛，还用问？这三十多，跟另一方仅存的逃掉的人，一起被斩首。
还有一条船呢，他们也知道这事闹大了，在海上四处漂泊，躲藏，后来不晓得死哪去了。
当然不会就这么完了，随后明朝方面取消了宁波，福建两处的市舶司，只剩下广东一处。
日本方面，内乱加剧，掌管朝贡贸易的大名被杀，贸易船只屡屡被海盗围攻。
至此，明朝与日本两方因素叠加，双方的官方贸易渠道断绝，紧接着就是走私渠道的兴起，宁波外海双屿岛成为走私中转中心。
至于说朝贡贸易权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我们从某次日本使团一次性行贿千两黄金，就可窥见一斑，这里面的利润，油水有多大。
其二，1549年，朱纨自杀案。
朱纨虽也姓朱，跟明太祖老朱家没啥关系，他出身贫寒，为人清正，刚直。
1547年，朱纨受命提督闽浙两省海防军务，这时候在宁波外海，在舟山群岛一带的走私生意越做越大，双屿岛，俨然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城市的模样，日本，荷兰，葡萄牙，当然还有明朝的商船，海盗云集于此，经常发生对周边明朝沿海地域烧杀，抢掠的事件。
朱纨到任后，随即开始整顿军务，调集兵力打击海盗，走私，于1547年八月攻克宁波外海双屿岛，在岛上建起要塞，抓捕了大批海盗，和地方上与海盗们勾结在一起的人。
紧接着，朱纨又开始对舟山群岛一带扫荡，打击走私货运船只，捕获了大批代理沿海豪商进行走私贩运的人，全部诛杀。
朱纨的铁腕手段，引起强力反弹，闽浙豪商们在京城朝廷的代理人们大肆对朱纨进行弹劾，攻击。
朱纨先是被降职，随后被撤职审查，在京师查办人员到来之前，朱纨饮药自杀。
之后，朱纨提拔的大批海防军官，军人被解职，遣散，甚至获罪被杀，闽浙海事由此朝内无人敢提。
两年后，“嘉靖倭乱”爆发，更是于1555年发生倭寇五十三名直攻到南京城下，到被全数剿灭为止，一路杀伤官兵四五千人的奇闻。
“倭乱”的爆发，有内因，也有外因。
外因嘛，跟日本的内战越演越烈有关，内因则与上述两事，与海禁的收紧，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明朝实行海禁的初衷，究竟是什么，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一，为什么要海禁。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方国珍部，张士诚部残余势力逃亡出海，不断在沿海地区煽动，勾连叛乱，当时的明朝内部百废待兴，西部，北部蒙元残存势力仍然威胁巨大，东部南部沿海，无力出海进剿，于是实行海禁，断绝海上势力与内地的联系。
同时，朱元璋设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分别应对日本，琉球，及东南亚各国的官方朝贡贸易。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推出郑和船队，主动寻求官方的对外贸易联系。
郑和船队的官方巨大需求，推动了沿海地区造船，航海的发展，到了仁宗，宣宗时期，政治氛围松动，对海禁也就不再看得那么紧了，民间走私逐渐风行。
成化朝议开始商量放松海禁，到了正德帝时期，对东南亚的海禁放开了，不过对西洋，日本仍然禁止民间私贸。
这是因为日本当时处于战乱时期，政局动荡，海商海盗无法判明，而西洋商人，更是居心叵测，自始至终都希望通过巧取豪夺，在明朝攫取更多的利益，只要有做海盗的机会，不可能指望他们会放过机会。
进入嘉靖朝，海防局势紧张，民间海贸收紧，明令禁止，“倭乱”爆发后，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中，胡宗宪，谭纶等上书明廷，建议适当放开民间海贸。
紧接着，就是“隆庆开海”了。
二，谁在支持海禁。
在上述“朱纨案”中，自始至终，同朱纨进行对抗，最终借助朝堂势力，置朱纨于死地的，是浙闽的豪族势力。
这些豪族，以及与他们勾连的朝堂势力，真的反对“海禁”么？
并不是，他们正是“海禁”的最大受益者。
他们有势力，有财力，可以轻易影响海防执行者，这就使得所谓“海禁”成了只能限制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而成了他们垄断海贸巨大收益的帮凶。
朱纨显然并不吃他们的那一套，挡了他们的路，海贸的巨大利益使得双方以命相搏，最终也让朱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支持“海禁”，同时又希望海防稀松，一切都只为他们的利益。
而“海禁”与海防稀松的双重作用，正是“嘉靖倭乱”爆发的最大内因。
好，总结一下，明朝海禁，最初是国防需要，进而变成明廷官方垄断海贸经营的需要，接着私贸慢慢松动，再来因外部形势变化，适度放开与严行海禁并行，因地因势而异。
然后就是从松动，到有限放开，到全面放开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海防力量的投入加大，和外部形势的逐渐好转，日本慢慢走向了一统。
从“海禁”到“开海”，闽浙豪族短暂的受压制之后，迅速反弹，他们上下其手，从朝堂到地方，将明廷对海贸的管控力不断的稀释掉，又借助权势，对那些中小海商，一再的打压。
这使得那些中小海商们，只能铤而走险，闽浙沿海的海盗势力，屡扑不灭，越发壮大，最终出现了郑芝龙这种海上“巨无霸”式的存在。
那么，“开海”对明朝有多大影响？
我们先来看结果，自隆庆以至崇祯，七十余年时间，虽经历几次反复，“开海”的政策还是被维持了下来。
这七十余年，经由海贸输入中国的白银，据统计达到惊人的三亿三千万两之巨，这还是保守的数字，仅就丝织货物一项，万历朝后就达到了每年净流入白银一百四十多万两。
流入这么多的白银，是不是好事？
这得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了。
对于工商经济社会来说，这还用问，资本就是力量，银子多了，当然是好事。
那么，对于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明朝来说，白银的大量流入，是不是好事？
明朝米价，明英宗之前长期维持在一石米白银0.5两的价位，一石米约等于如今的950斤左右，弘治朝突破0.5，到了武宗正德朝，又回到0.5以下。
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升至接近0.6两，万历朝，突破0.6，天启朝达到0.9，崇祯朝突破一两大关，不断上升，在出现严重饥荒的河南，陕西地区，一度达到五十两，上百两银子一石米的天价。
很明显，白银的流入，加剧了明朝通货膨胀的程度，而海贸带来的收入增加的好处，并不能被广阔的明朝内地民众普遍享有，他们能感受到的，只有物价的上涨，和生活水平的不断下调。
与此同时，原本为明朝产粮大户的江浙地区，乃至闽越，因为海贸，工商的巨大利益，纷纷改稻植桑，以至于作为传统的粮食输出地，渐渐成了粮食净输入地区。
这样的改变，与通货膨胀一起，推高了米价，推高了整个明朝社会的物价水平。
这样的改变，引发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之下，极大的减弱了整个明朝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大面积灾害，灾害转变为灾难性事件的几率，被大大的提高了。
实际上，就是在海贸的直接受益者江浙地区，万历后，也出现了几次大的粮荒事件，更不用说因为小冰河的气候变化，在明朝北方的粮荒灾变，万历之后，越演越烈了。
李自成，张献忠之辈，屡仆屡起，就与粮荒的越演越烈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是用银子能解决的么？
更何况，民间私贸兴起后，官方的海贸几近断绝，明廷又哪里有那么多银子，加税？“不与民争”的大帽子扣下来，哪个敢动？
再进一步，明朝能不能走制度转型的路子，改“小农经济”为“工商业经济”呢？
且不说这样的制度变化，就是明朝的自掘坟墓，是自己消灭自己的统治基础。
我们看欧洲在实现制度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工商业经济对农业经济，人口的无情掠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层出不穷。
为缓解社会矛盾，他们的解决方法一是通过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将压榨对象转而变为海外，再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借以减小国内矛盾的压力。
那么明帝国呢，能不能简单模仿？
以明帝国的超大体量，85%的自耕农占比，随便扒拉一下，就是几十上百万的人口，这般数量级的破坏力，是欧洲那些碎片化的小国能够相提并论的么？
结论，无论“海禁”，还是“开海”，都不是问题的核心，这两项相反的举措，在整个明帝国的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帝国与时俱进维护自身统治的努力，以及组织力从强大，到慢慢稀释，到逐渐崩溃的无能为力。
我们能说，明帝国这样的努力不对么？
作为一个有着合法性传承的帝国，维护充分的社会稳定，消灭，隔绝影响稳定的不利因素，“海禁”也好，“开海”也罢，因时因势不同，作为维护稳定的努力，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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