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一直是费孝通先生最具盛名的一部小书，书中通过“差序格局”的描述将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各方面的剖析，另很多读者都醍醐灌顶一般，体会到西方团体格局和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的区别，对中国乡村的社会风格和现象颇有微词。
我更注重的是后半段的一些内容，也就是从“无为政治”一篇以后提出的四种权力，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且是通过三章内容逐渐提出来的。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想到哪说到哪，今天发现有这回事，拿出来说说，明天发现有那回事，再起个好听的名字拿出来说说；今天说中国是同时存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明天说诶不对，中国还有长辈大家族的教化权力，时间长了中国处在近代变局中了，想想又不对，人还是会跟着时势来变动，就再起个名叫时势权力。
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叙述，非常像独裁压迫和共产共和的区别，而很明显这都是比较极端的，以至于费老唠叨了一圈发现中国两者都不是，好像两者都存在。而且横暴权力中提到阶级压迫这个词的时候很明显是对阶级这个概念有误解的，所以又很明显，在这本书出现以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费老总结出来的模式来走。
今年看过的几本书中，从钱穆、费孝通到蒋廷黻，我发现这些所谓真民国时代的人总是对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刻意的淡漠化，就好像中国明清以来的社会中只有官僚和平民之间的矛盾一样，他们是对士大夫群体有一些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于农村，总是持一种封建大家长的作风，说什么农村是氏族社会，差序格局，推己及人靠人情冷暖和关系远近来组成的关系网，稳定且和谐。然而对于每个朝代的更替史中最显而易见的土地兼并之事只字不提。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史就是土地兼并史，自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每个大一统朝代的开国之君首当其冲要做的事就是划分田地，轻徭薄赋，就算是春秋战国和三国魏晋这些乱世，诸侯变法图强都离不开土地制度和税务制度。而朝代中后期总是和税务制度有关，唐代的两税制，宋代青苗法，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都是对粮食税、人头税、田亩税进行统一货币化的改革，但是总是架不住一个个的大地主圈地乱国。而最后亡国从来都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外患只是杀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永远是那么振聋发聩。
至于费老的这本《乡土中国》，在后记中关于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的想法，反而让我觉得可以做一笑料。他提到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称作“边缘学科”，在我看来，可以说很大一部分的社科读物，还真就是在社会的一个边缘，揪着一个两个的现象，向四周探索一些什么，提出一些新词新概念来解释一些社会表面所展示出来的现象。也仅仅就是浮于表面，游走边缘而不得要领。如果写得好，譬如《乡土中国》《乌合之众》一类的，读起来尚觉得有些许道理，但是纵观全书，并无法贯通体系，或放之四海而皆准，仔细咂摸总觉得书中观点放到另一个地理位置上就无法适用了。
做一个人，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是非常难的。乡土中国，讲再多的差序格局、长老权力，也只能在读者的想象中贴合仅存于读者想象中的农村社会。纵使你举再多你童年、你父母、你爷爷、你村子的例子来说明乡土中国中说的很准很对，我当然也没法反驳你，确实中国农村存在这种讲关系论亲属的体系，但是你永远无法用乡土中国中总结的现象理论来解释红军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打破了费老总结的这些乡土理论，不讲封建大家长的关系远近，就赢得了天下。所以乡土中国，远不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带来的冲击力大，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归纳，再到破局解决问题之法，乡土中国完败。
最后再提一句，中国永远是一个农业大国，永远需要自己是一个农业大国。关于农村的问题搞不好，想靠解决外患为借口，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那最终结果永远是崇祯朝的祸起萧墙而外敌趁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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