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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版《中国哲学史》这样评价王通

南开版《中国哲学史》这样评价王通

作者: 汾河边 | 来源:发表于2019-01-27 12:34 被阅读0次

            王通的“三教可一”论与哲学思想

          王通(584~617年),字仲淹,隋河东郡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人。出身世宦和儒学家庭,自幼受儒学熏陶.勤奋好学,20岁曾上《太平策》,隋文帝未用。后退居河汾之间.以授徒著述为业。“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据称有千余人,唐初许多名臣出于门下。他在隋唐儒学界颇受推崇,新旧《唐书》均称“大儒”“名儒",为一代儒宗,死后门人私谥”文中子”。其思想以儒家王道为最高理想,反复重申民贵君轻的治国之道,并公开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称《王氏六经》,早已佚失不存。现存《中说》十卷,模仿《论语》,由其子记述编纂,旨在光大儒学传统。在哲学上主要是阐明先秦孔孟已有的思想,没有大的建树;但对“三才"有新的理解,明确提出“人心道心”和"穷理尽性“问题,对后世以重要启示。

          第一节    王通的“三教可一”论

          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兴起,道家地位明显上升,而儒家地位明显下降。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救兴盛,儒家不但尊严大损,而目沦于“诸子”之列,根本不可与佛、道两家进行较量。隋初,文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文帝记下》),境况并未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又如何对待佛教、道教,在理论上是一个十分严峻又十分现实的问题。

          王通首先申明他的儒家立场,并以复兴儒学为已任,希望得到当权者的任用和支持。他说:“若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千载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之下,有绍仲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中说•天地》)王通不只从理论上复兴儒学,而且企图像周公那样,辅佐当权者,把儒学付诸于实践,用以治国和安民。平实而论,隋朝当时除王通而外,的确还没有这样以复兴儒学为已任的代表人物。而王通则自觉地以“继周公”、“绍宣尼”的道统,而当仁不让。后世有人批评王通以圣人自居,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当仁不让的精神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通也很清楚佛、道二教的社会危害,但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佛教也是西方圣人的创造,只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中说周公》他认为道教只讲神仙长生不死,不讲仁义道德修养,这种长生是没有意义的。“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厌也。’”(《中说礼乐》)但是,在他看来,佛、道二教的思想学说并非一无可取。《中说立命》曰:“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显然取自老子的“无为”之义。《述史》篇对“问知”、“问识”的回答是“无知”、“无识”。又兼有庄子“无思无虑”与僧肇的“般若无知”的意义。

          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主要出于政治的需要,企图建立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使三教各有适当的社会地位。《中说问易》记载: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日:“政出多门矣!”曰:“废之如何?”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耳。”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 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总结南北朝的历史经验、认为三教互相攻讦,不利于社会安定。同时用三教治理国家,就是“政出多门”,因而造成社会的长期混乱。那么能不能只保留儒教,而废除佛.道教呢?在王通看来,这不是你想废除就能废除了的。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曾经“禁沙门(佛教)”。七年又“诛杀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进一步“废佛、道教”。结果如何呢?这种法令和行政手段非但没有废除佛、道二教,反倒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纵风止燎的作用。他根据《洪范》五行之义.正确地指出,三教不但应该合一,而且可以合一。这样可以互相补充,合而为用。并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的精神需要,老百姓也不至于由于单信一教而精神疲倦,人们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王通“三教可一”的主张,也受到秦汉学术诸家殊途同归的启示,他说:

          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中说周公》

          班固在《汉志.诸子略》曾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看起来好像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则“相反相成”。如果“遇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当权者如何看待三教的差异,如何对三教采取正确的态度。知其长.则不可废;知其短,则不可独任一教。通其变,则三教各有各的功能;执其方,则任何一教都不完善。王通希望有“圆机之士”能够理解他的主张.更希望有“皇极之主”来实现他的主张。

          按照王通的观点,国家盛衰并不直接决定于学术与宗教,而是当权者在实践中能否真正进行礼乐教化,维护君臣父子之道,他指出:“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粱国亡,非释迦之罪也。”(同上)那么罪过和责任在谁呢?只能是当权者自己。

          宋儒陆九渊曾批评王通“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陆九渊集策问》。事实上王通对佛、道教都有“讥贬”,他所主张的“三教可一”并不是简单地折中混合.而明确以儒家学说为堪础、为根本,唐王朝以儒教为基础.实行三教并存的政策,朱明时期以儒教为基础,终于实现了三教合一。王通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实现,中国文化思想实际上沿着他所预示的方向在发展,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节    王通的哲学思想

          王通在哲学上虽然没有大的建树.但由于他突破了汉儒和流俗之士的狭隘眼界,对佛.道教及其思想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其思想理论也有不少新意。

          一、三才、天人的新诠释

          ”三才”出自《易传》.《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王通吸收了汉儒的有关成果,对“三才”的意义作了新的论释、《中说.立命》指出:

          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之。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也,非上圆首方足之谓也。

          气为上,形为下,识都其中,而三才备矣

          按照王通的理解,天地人才分别为元气、元形和元识的总概括(“统”}。元气之名汉儒已经确立,元形、元识则是一个新概念。董仲舒曾指出“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王通认为,天以元气为本,而不限于人们所见的荡荡苍苍之类的云气;地以元形为本,而不限于具体的山川丘陵之形;人以元识为本,而不限于圆首方足的肉身。他要求人们透过可见的、具体的.外在的现象而把握其本原,既同汉儒的宇宙发生论有联系,又可以看出玄学本体思维的影响。“无形”指自然地形的本原或本体,"元识”则指人身的精神本原或本体,王通在这里企图用元识说明人的精神特征,他把人置于天地之间,认为人可以用元识把握天地。他说:"识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同上)“理性”也是王通新立之名,可能与元识的神妙功能有关,语焉不详.

          在“三才”概念中,天地相对,分别为宇宙的两大领域、但广义的天,包括天地在内而与人相对,所以儒家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都以“天人之际”为主题。王通的元气、元形说明天地的自然本质,摆脱了汉儒赋予天地的人格意义。但在神道说教的意义上,他仍承认天神、地地祇的存在。他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中说•述史》)完全重复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的说法。在论述孔子“畏天命”时,他坚信命"尤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向不当也,故归之于大”《中说.立命》。他强调君子应该有所作为,但最后成功与否,则决定于运、时、命、数,但是,王通所谓天命,主要指人们无可奈何的客观必然性.而非董仲舒宣扬的人格神的意志。他说:“ 天不为人怨恣面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中说.魏相)甚至认为“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尔"《中说.立命》 王通对世俗迷信的态度,以孔子为典范,“未知人,焉知鬼”.”敬鬼神而远之”,同时“不相形,不祷疾,不下非义”.因此. 王通的三才、天人之学与两汉官方的天人感应.民间的种种世俗迷信有明显的区别。

          二、道德修养的新论题

          道德修养一向是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汉儒只就三纲五常讲修养,对于孔孟讨论的“性与天道”问题.未能深究。与道家的修道理论相比较,显得过于粗俗。在经历了魏晋玄风,接触佛道二教的修养理论之后,王通在儒家道德修养中提出了新的论题

          《尚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王通解释说:(此)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中说问易)汉儒原来对此并未留意,经过王通解释之后。如何处理人心、道心的关系,成为君子修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通当时对这一关系并未深人探讨,后来则成为宋明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易传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汉儒对此亦未留意,王通则把“穷理尽性”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目标。《中说.周公》记述说:“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显然他把周公看做"穷理尽性”的楷模或典范。又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同上)认为“穷理尽性”就可以理解人生的意义。那么”穷理尽性”的根据在哪里?在“元识”。人有“元识”,而“元识"具体存在于人心。“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中说.立命》“穷理”被作为心的基本功能。在这里,被汉儒长期忽视和淡化了的心性问题.在儒家哲学中又开始重新凸现。“穷理尽性”后来也成为宋明理学的中心论题之一。

          王通十分重视“行”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他说过“知之者不如行之者”(《中说,礼乐》。但他对“行"采取分析的态度,“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则远”(《中说.王道》)。就是说.成功并非道德的标准,“行”应该具有道德意义与道德价值。王通有不少明哲保身的言论,考虑到当时儒者的处境不应苛求。

          王通的哲学思想在整体上尚未完全走出汉儒的阴影,但从精神方向而言,已经指向宋明儒学。就宋明儒学的发生而言,王通是比韩愈、李翱更早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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