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子村的张海召是一个在周围很有势力的人物，很开明，平时对人和气，爷爷说此人心有乾坤，他家从清水河到元山子较早，村中大多数好田都是他家的。爷爷初来时，租的他家的地，秋后还租，可能是三七分成吧，税赋由佃户家抽取。爷爷外出开荒，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摆脱对他家的依赖，后来在村里开了一些荒地，我们家的境况才有所改变。
张海召有三个儿子，他平时只负责对外打交道，将家中的管事权交给大儿子，人们称他大儿子为大柜，大柜早年随他爹闯荡江湖，观人阅色很是了得，是一个精明人，很有见识，就是他开办了村里的私塾，除了自己家的孩子上学，村里其他孩子只要交一定的费用都可以去。总的来说，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因此人们都说大柜人好。
二儿子，人称二柜，负责管理田产和收租，脾气有点暴躁，为人好勇斗狠，佃户们多少都受过他的气。爷爷就因为初来此地，恰逢夏天青黄不接，只能向他家借粮，没想到借来的是次粮，却必须归还两倍的好粮，爷爷只是跟他理论了几句，就被打了一拳。此人的嚣张程度可窥一斑，村里人都有点怕他。
三子张贵林，是个读书人，通情达理，平时不怎么回村里，与村民说话和言悦色。
日本人来了不久，八路军也来了。父亲说，那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摇着小鼓吆喝着：红红绿绿，头绳胭脂。村里人会在他那里买一些针头线脑，时间一长，大家都熟悉了，有时候货郎也会住在村里，人们买东西也方便。货郎走南闯北，见识不凡，村里人也喜欢听他讲一些山南海北的新鲜事，货郎偶尔也会讲到日本人和八路军，讲日本人到处烧杀抢掠，八路军在山西打了日本人。
一天，张贵林带着一个人回到村里，那天货郎也来了村，三个人都住在二柜家。那天找货郎买东西的村民就听张贵林带回的那人，操着外地口音，讲了八路军打日本人的事，讲了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讲了老百姓与日本人斗。父亲他们才知道货郎也是八路军。
此后，张贵林经常领人回村，一般都是天亮回来，晚上离开，有时候也晚上回来，那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还在爷爷家住过。
1942年6月，张海召给小儿子张贵林娶媳妇，整个张家喜气扬扬，大柜二柜两家的大院张贴着红色对联，门口都挂着红灯笼，还雇了两班鼓匠吹吹打打。元山子村及周围村子的亲朋好友都来了，八路军来了十几个人参加他的婚礼，念喜的乞丐就有二十多人，坐了四桌，整个村坐成了流水席，一直快到晚上才结束。本来张贵林是要在村里呆几天，毕竟新婚，但到了晚上，张贵林家突然来了一个骑马的，紧接着，张贵林和那十几个八路军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后来才知道是集宁的日军出动了。热闹了一天的元山子村安静下来，大柜、二柜家门口的红灯笼在幽幽夜风中来回摇摆，灯笼内的油灯在风的吹动下一闪一闪的，照得周围忽明忽暗，大柜家偏房内的大红烛燃烧过半，烛液如眼泪般沿蜡烛滚滚流下，流在了蜡烛上，也流在了烛台上，新娘坐在炕上，呆呆地望着墙壁上那大大的红色喜字，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她想着什么，外面帮忙的人都已经离开，夜已经深了，到了入睡的时候了。
半夜时分，轰鸣声惊醒了已经熟睡的人们，刺眼的白光照在窗户上，照亮了整个窑洞。全家人习惯性地抱着衣服跳下了地，快速地穿好衣服，爷爷迅速地端起了锅，父亲将薄石板移开，奶奶、大妈、四爹跳进了地道，父亲将石板盖好，将草灰堆在石板上，用草灰将石板埋好，爷爷将锅放在灶台上。
爷爷、大爹和父亲跑了出去，但为时已晚，跑不出去了，村里站满了拿枪的日本人，哇啦哇啦喊着，将跑出来的人赶到了大柜家的场面（打谷场）中，停在那里的汽车顶部架着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群，堆放在那里的秸草堆被点燃，燃烧的火光冲天而起，火星直冲天际，人群在炙烤下，步步后退，空气卷动着火焰和烟尘形成了一个个的旋涡，随风来回摇摆。
几个乞丐装束的人，在火光的照耀下，在人群中寻找着“红胡子”，这时，人们才知道这几个乞丐是日本探子，八路早已经走了，日本人很失望，将大柜二柜家的所有门窗点燃，浓烟火光遮罩了整个村庄。
日本人从人群中揪出张海召和他的两个儿子，绑了起来，拉到汽车上走了，父亲回到家中还惊魂未定，从地道中出来的奶奶唉声叹气，一家人呆呆地坐在那里，坐到天亮。
又过了三天，张家从红旗庙拉回了他家的三个掌柜，他们被日本人杀害了，头被砍了去，身体被刺刀刺成了筛子。张家雇了三个乞丐，用了一天时间，才将三人身体缝好洗净，在孤儿寡母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入殓。
那被日本人放火烧掉窗户和门的窑洞，黑黢黢如张开大口的怪兽，挂在门口的那三条“冲钱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伴着那撕心裂肺的哭泣声，让天地同悲，日月无色。
出殡这天晚上，一队骑兵出现在张海召家门口，肃穆庄严地站在那里，没有一点声响，静静地行过礼后，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
从此张家只有张贵林和全家的孤儿寡母，好在张家二媳妇——人们叫她“二寡妇”——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一直支撑着这个家，几年内张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渐渐恢复了往日盛况，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在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二寡妇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张贵林因在解放战争中投敌被枪毙，这家才彻底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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