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边策》是五代的后周名臣王朴提出的统一天下的方略。无论是后周世宗柴荣,还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对此都深以为然。这两位志在天下的雄主,在了结五代纷争,混一天下的进程中,基本上是奉行《平边策》理念的。
五代十国是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腐乱之世。到后周世宗柴荣雄顾四方之时,南有南唐,后蜀,南汉等国家割据,北有北汉,契丹等政权称尊。整个天下俨然一盘纷纷纭纭的大棋局。如何整顿乾坤,收拾残局呢?大臣王朴的《平边策》就可谓适时而生了。
《平边策》主张先平定南边的南唐和后蜀,待南方收拾后,再攻取北边的幽燕和北汉。后人将这个策略的要义,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其实这个貌似机明神鉴的策略,却有着不可预知的变数,远比当时人想象中的复杂。后来的周世宗和宋太祖的曲折执行过程,就映证了“先南后北”的不易。因为这受困于三个强大的内外阻力。
一是:中原政权自身的稳固程度。
二是:北汉和契丹的战略威胁程度。
三是:南方各政权的强弱程度。
自朱温废唐立梁以来,中原政权皆变乱不堪,难以久存。梁唐晋汉周,更迭不休。即使有后周太祖郭威,后周世宗柴荣那样的图治安民的明主,也难保朝代瞬间更迭的。这不,禁军大将赵匡胤一番黄袍加身,戏法般代周建宋。政权不稳,始终是当时中原王朝难迈过的一道槛。如果自身政权朝兴夕废,又何谈百年大计啊?这是变数一。
北汉和契丹也不会坐视中原政权“先南后北”第略的。北汉居处太原要地,狼顾河南;契丹扼守幽燕险塞,鹰视河北。两者倚为战略同盟,一旦中原有所变动,它们岂会不乘虚而入?这是变数二。
南方诸国虽不如中原王朝强盛,但也不是任由中原可拿捏的。南唐有江淮之阻,加以舟师严守;后蜀也有剑阁之雄,三峡之险。中原是先图南唐,还是先取后蜀,就不是能随心预定的事了。周世宗欲先取南唐,三征也仅得江淮之地。宋太祖先是一石二鸟取荆、湘。由此才形成两路夹攻后蜀的态势。后虽破蜀,却费尽心力维稳。可见取南方诸国,也末必就能探囊取物似的。这是变数三。
因而无论是周世宗柴荣,还是宋太祖赵匡胤,都没法完全按王朴《平边策》的“先南后北”和“先易后难”方略来执行的。首先看周世宗柴荣的做法,他是先拿南唐开刀,耗费数年征战,夺取了江淮之地。柴荣继而挥师北上攻伐契丹,收复三州之地。如此操作,看似毫无“先南后北”的章法。到了宋太祖,他置南唐不顾,先袭荆、湘,后取后蜀。在南觑的同时,宋太祖还多次出兵北汉。这与《平边策》的基调,也是有较大出入的。
为何如此呢?难道这真是他们两位雄主的任性发挥吗?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先南后北”策略稳当吗?当然不是。这些看似天马行空之举,应是深思熟虑的。
周世宗柴荣,先按王朴《平边策》的规划进击南方的大国南唐。他三征获得江淮十四州,也从后蜀手中夺得秦、凤等四州,然而皆未能灭国。这多少说明了南方诸国不易攻取。在南方未灭之时,周世宗柴荣又不得不挥兵北上幽燕,以抗击契丹。这也说明契丹对中原的干涉力度,始终不容小觑。中原王朝想按“先南后北”或“先易后难”的方略来实行统一,可谓不易。再看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模式。对待南方诸国,不是先攻南唐或后蜀,而是先取荆、湘。这是和《平边策》有具体差异的。宋太祖在攻击南边诸国时,也不忘数次讨伐北汉。这就不像在执行“先南后北”或“先易后难”策略了。北汉的攻取难度,不在南唐和后蜀之下。北汉虽小,然山河表里,地险城坚,兵民剽悍,且倚契丹为强援,可谓小而强。太原城自残唐以来,百余年间就未曾被攻占过。而宋太祖却不惜违背《平边策》基本方略,屡伐北汉,这又是何故呢?
如此反常出子,当然是大有缘故的。河东之地,也就是太原政权,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命门所在。自李渊太原起兵建唐以来,后唐的李克用父子,后晋的石敬瑭,以及后汉刘知远皆以太原之地称帝,并入主中原。此时北汉亦据有太原。如果赵匡胤不想他夙兴夜寐得来的新王朝成为后宋。那么他就不得不从地理和心理上,都尽快解决掉太原这块心病。只有解决了“太原总是出中原皇帝”这政治宿命,赵匡胤和他的新王朝才能卧榻安枕些。也就是说太原政权始终是新王朝的心魔。即使他赵匡胤不信这个邪,那当时的天下人呢?因而北汉越早灭掉越好。此外,奉行“先南后北”并不意味着让北汉一直坐大,还得时不时乖机敲打它一番,弱之乱之,这反而是更稳妥更长远的做法。
王朴的《平边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不得不说都是有莫大缺憾的策论。它们都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严重缺陷。诸葛亮《隆中对》时,曹操已虎踞中原,孙权也蛇盘江东了,而刘备偌大年纪尚寄寓人下,且兵少地微。时势皆不利兮!王朴《平边策》时,则是中原多变,而南边诸雄和北边契丹皆享国已久,难以旬日间拔除。特别是契丹,士民为用,骑射勇悍,实是中原王朝的头番劲敌。中原王朝自身政局多变,则容易朝令夕改;四方割据已久,则难短时间图取。
后周和北宋对北汉的攻取,和对幽云的攻夺的得失,对今时今日仍有可借鉴处的。无论是北汉据有的太原,还是契丹霸占的幽云,都是天下形胜之地,事关中原安危大局。北汉虽小,山河险固,有地利之便;立国数世,士民强悍,更兼有大国契丹为援。幽云久为契丹所据,贤为所用,民为所附,且契丹兵马强盛,此二者可以说是中原之劲敌。太原之险固,百年未曾为中原王朝所攻破。后梁的朱温,后周的柴荣,北宋的赵匡胤等多次攻打,皆因太原地险城固,和契丹强援,无法攻灭。
“围点”和“打援”的矛盾,成为中原政权攻灭弹丸之国北汉,必须解决的难题。攻幽州也是如此。周世宗柴荣打太原,既没有解决掉“围点”也没解决掉“打援”的问题。坚城久攻不下,敌方强援又至,因而只能饮恨撤军。宋太祖赵匡胤,同样也是如此局面。宋太宗赵光义时,倾尽全力,充足准备。他先打退契丹援军,才攻下弹尽援绝的太原政权。后面宋太宗打幽州,却侥幸图功,想在契丹主力援军到来之前,抢攻下这座坚城。结果却被契丹里外夹攻,宋军溃败。打太原能胜,重在先打援阻援,而围点攻点次之;打幽州致败,则是重在围点攻点,而打援阻援次之。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抱着侥幸心理在打幽州这仗。他不是侥幸宋军能在契丹主力援军到来之前,抢攻下幽州坚城。他就是侥幸契丹援军慑于宋军威势不敢全力来战。宋人这种军事赌徒心理,怎能不败呢?
由古思今,遥望东南孤岛,形势相似,当可借鉴一二。此岛地利险固,远超当时的太原和幽州。其人和内则政通人和,立基数世,外则有强援倚重。此可谓急切难图。然又当何以策略图取呢?
观前人用兵成败得失,有两点须万分注意的。
一是:趁其病,要其命。《孙子兵法》说:“强而避之,实而备之,乱而取之”又说:“可胜者,攻也;不可胜者,守也”因而必等或使敌内部大乱,方能乱而取之,灭国擒王。唐太宗灭东突厥,唐高宗灭高句丽,清高宗平准噶尔都是乱而取之,趁其乱要其命的典型。
二是:围点打援,须重在打援或阻援。若侥幸在外援主力到来之前攻灭敌点,则难免不蹈宋太宗军幽州城下溃败的覆辙。幽州城下,宋军不能骤克,而又无法阻击契丹强援,最后全线溃败。若以打援或阻援为重点,打阻顺利,则能全力攻孤点;若打阻不顺利,也能保证全军较有序撒退,为它日再战留后手。宋太祖数次打北汉,即用此法。虽不克,亦不致大败。
“尽日楼台,四处屏障,目断江山魂欲飞”古今中外,为我所用。读古人书,感今人事,登高漫思,不觉笔走龙蛇,感慨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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