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
我发现其实咨询师们并没有那么高明，他们或许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自我觉察和自我反思能力，但他们的认知、价值观、眼界也并没有多么高明。
第二个问题。
我说以前的咨询师，我现在觉得他有些方面确实挺狭隘的，但是他真的对我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本书上写到：边缘人格的病人会在咨询结束后还给咨询师写信，报告自己的近况，因为咨询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对他们好的人。我对这段话印象很深，我觉得我的人生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前任咨询师对我这么好过。
然后我说了一些让我特别感动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这样的好并不能真正达到最终的治疗效果。
我想起张沛超老师在提到克莱因的时候说过：一个人如果病的太重，你仅仅对她好是不够的，还要进行深度分析。克莱因接受了两次精神分析，第一次分析师费伦齐分析了4年，第二次亚伯拉罕分析了1年半。
我也发现了，前任咨询师对我很好，但是很多问题只是呈现和铺展开来，却没有最终释然。
第三个问题。
我说这个世界一片和谐，只有我像个疯子，后来我发现其实人家自己过的很和谐，人家根本不需要我提出哪里不对劲，提出问题的那个人反而成了小丑，小丑就是我。
比如说我说高校学科的问题，比如说哲学课吧，我们的哲学课变成了政治课，学的只是马斯克理论，可是在真正的哲学里面，马克思才占了多少比重呢？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学生们并不在乎学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学的知识对将来的工作是否有用，哲学这种东西本来就“没啥用”。
他说，你似乎希望能获取到自己想要的知识。
我好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第四个问题。
我想说在前四年的咨询中，我改变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比如说孙耀威吧，我童年时把他看做完美优秀的存在。但前两年，我再次关注他，对他特别不满意，甚至是鄙视的，因为在我看来他变得恶俗不堪，他能不能有高尚一点的追求？不过在分析了一年之后，我逐渐改变了想法。我并不喜欢这样一个明星，但他是他自己，他有他的困难，我不喜欢他，也没有必要再去诋毁他。他是他自己，与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他问我，为什么对孙耀威那些我不赞成的追求那么反感。
我自己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自恋受损，你的品位也太差了吧，怎么喜欢这样没品位的明星？
他说，也许，如果妈妈的奶有毒，你吸了妈妈的有毒的奶，你担心自己也会中毒。
好吧，这样的说辞真够“精神分析”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解释。
那么他的后半句 话应该是：如果你不再需要吸他的奶，那么你也无所谓他的奶是否有毒了。换句话说，我已经完成了和他的分离。
我的前任咨询师不会说这样的话，可能这也是他俩的区别，前任咨询师更善于倾听、共情、接纳，用新的体验改变我过去的体验，更新我的内在体验。而现任咨询师更善于给出分析。就像张沛超老师说克莱因的两任分析师那样，不过克莱因的理论融合了她两任咨询师各自的精髓，也就是说其实两任咨询师都深深地影响了她以及她思想的形成。
不过我想，我完成了和孙耀威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我完成了和前任咨询师的分离。
也许这个“分离”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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