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品经济发展研究院相应员工与嘉品智库的多位兼职专家、学者（来自相关研究机构、院所），今天在线讨论工作之余，也讨论了此次俄国的内部变局，并对此次变局反映出的情况，进行了交流，在此也进行一些分享：
一、此次“兵变”既不象顺天应民式的大范围造反，更不象安禄山式已筹备良久的造反，更类似于历史典籍中“一愠而怒”激情式的将领个性化“虎变、豹变”，这类激情化的变局，随机性太强，或受外因影响较大，但与历史上成功率较高的那种“备有而谋”、准备充分的变局相比，成功机率有，但不太高。
二、从发起此次变局的雇佣兵团在前期的一些行动成果来看，俄国内的相关势力，特别是地方上的军队势力，观望情绪很强，这从雇佣兵团在这一两天起事之初，没有遭到多少阻力即可见。这种“观望力量”很有可能成为变局中最大的不确定性（较类似于前苏解体前的八一九事件期间，前苏各地方力量对该事件的观望态度），这或是起事者发动变局的较大心理促动因素。（至于为何会“观望”详见后文说明）
三、此次变局的诱发因，或可能为建制力量与第三方外聘力量形成的军功等重大利益之争。雇佣兵团在前一段时间反击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后续的发展，雇佣兵团领导者开始激动地吐槽俄中央的建制力量不给武器支持等问题，可观其国内建制力量与外聘力量博弈之激烈。这或是起事者发起变局的第二个较大心理促动因素。
四、此次变局的动力因，或还是在于俄国内经济力量、国防力量等国家建制类力量比较脆弱，从最战争开始的“猛扑”基辅之后却被对手“反猛扑”，直至前段时间对一线武器供给的松散不力等，均显现了俄国内经济生态的均衡、稳定性不足。而对可控性的渴望，促成了俄建制力量欲对第三方外聘力量进行“兼并”，欲将其纳入可控的国家正规力量序列中。但为了“兼并”所提出的交换利益，又过于“微薄”，且建制派一方咬紧利益筹码不松口，导致双方矛盾，由最初的交易未成一致的龃龉，升级为新闻信息中的“互攻”内卷。这或是起事者发起变局的第三个较大心理促动因素，也是最大心理促动因素。（同时，俄建制类力量比较脆弱，及其国内经济生态的均衡、稳定性不足，亦或是前述中所说的——地方力量保持 “观望”企图的主因）。
五、此次变局的效果因，或还是西方前台管理力量和后面资本治理力量，共同对前苏联解体之后，其最大国家继承体——俄国，所开展的第二次解体，欲将俄国这个具有恢复潜质的大型地缘政治体，进行再度弱化，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弱势型地缘政治体。所以，其中或存在较大的受西方诱导的可能性：一方面，从雇佣兵团现阶段前台掌门，其行业背景是很会做随行就市生意的厨师（包括另一创始人，孟浪地在监狱大招囚犯加入其兵团）等情况，可作几分估量；另一方面，雇佣兵团本来一直是俄国政府的“贴心伙伴”（包括在叙利亚顶住西方军事，也是起了较大作用的），但突然间却“变脸、对攻”，也可作几分估量。
东汉末年董卓，是在西北打下较稳的基础，虽然入洛时带兵不多，但看到情势剧变，仗着西北基础实力，野心顿起，诱吕布杀丁原，并丁原之旧部（以及何进等人的旧部），所以在皇城兵权在握，属于“有备而机变”；安禄山起兵反唐玄，则属于盘踞在其地盘上，与胡人（金融商人）势力久作共同谋划，只借与杨国忠的矛盾爆发为借口作乱，属于“有备而谋变”。网上有人将此次俄国内部变局与此二者进行过比较，但俄国这次变局的发生，与董、安之变的情况基本不类似，反倒更像前面所说的，因“一愠而怒”的激情，所以受西方诱导的机率较大。
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还是中国古人说得不错：战争环境下，制定相应的战时政策时，多多应用心理技术、心理战术，要让第三方的雇佣兵团内部，在其上上下下，形成“对内则宽其心，对外则严其神”、“战斗命运与共，利益富贵同享”的心态，即使花再多的钱、给再多的利益，也要示恩、交心、稳住、留下、用好，千万不要薄情寡义、稀里糊涂“一刀切”；同时，战争条件下，要能审时度势，在紧张环境、肃杀氛围中，不该用的策略不要用，该控制住的既得利益维护行为，一定要严控，特别是高压策略一定不用慎用，而该用的策略一定要用，该承诺给的利益交换激励资源，一定要放松，特别是激励策略一定大用特用！在关键时机、关键时点上，要学会通盘考虑，以团结更多的合作力量。
与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雇佣兵团与俄军战力对比、俄中央对其国家的内控水平、乌军借势强化变局烈度可能性、俄处理变局的柔性政策智慧、西方介入持续促变的可能性、雇佣兵团管理层意志和策略水平、俄国事后激励和追债承诺的信用度”等标准及相应权重，按照间接德尔菲分析法（在不作互相交流、影响的情况下，各自分别以书面表述形式，写下对此次变局的相应分析内容，然后由会议组织方，在对表述内容不记名的情况下，对书写内容进行统一汇总、说明），对此次俄国变局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评估，结果认为建制派获胜或协商解决者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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