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的历史之十一
■ 湖 山
清末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西方近代文明和资产阶级思潮涌入中国，停滞不前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裂变中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标志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痛感中国的落后，提出了“民主（徳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口号，力主改革使中国强大起来。这种文化现象在人名系统中也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名文化的影响
①中国人取洋名成为时尚。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知识分子经常以“乔治、约瑟、玛丽”等为名字。曹禺的话剧《日出》有一个留学国外的阔少，“在国内叫张乔治，在国外叫乔治张”。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曾提到40年代体育界有符保罗、马约翰，学术界有洪煨莲（威廉）、赵萝蕤（罗廷），昆明西南联大有马宝莲、陈彼得等人。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先生，就为女儿取名“素斐”，来源于英文的“沙菲”一词。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布雷”二字，来源于英文的“面包”一词。
话剧《日出》中的张乔治（左一）
②《天演论》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人名中。 赫胥黎的《天演论》经过严复翻译介绍进中国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影响了一大批激进的、希望中国强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因而就出现了李天择、张竞生之类的名字，也有竞雄（秋瑾）、竞存(陈炯明)之类的字。胡适先生原名胡嗣糜，也因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改名“适“，字“适之”。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
二、汉族人名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①传统姓名结构受到冲击。汉族人名传统的姓氏、名、字、号齐全的结构受到冲击，三、四十年代以后，名、字并存的现象已不多见，另取别号的做法也大为减少。
②姓氏观念的淡化。 历来所重视的姓氏已经淡化为一种符号，人们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曹禺（万家宝）本姓“万”，改姓为“曹”；鲁迅（周树人）本姓“周”，改从母姓“鲁”；老舍（舒庆春）本姓“舒”，笔名中没有了姓。
鲁迅，原名周树人
③姓氏结构的变化。第三种情况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妇女出嫁后在本姓前面再加上夫姓，如刘姓女嫁给王姓男为妻，被称为王刘某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在台湾、香港地区习以为常，如宋美龄就常被称为“蒋宋美龄”、原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在中国大陆也时有所见，如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
宋美龄的书法落款为“蒋宋美龄”
三、人名系统中的一些文化内涵发生了变化
①避讳制度消亡。 最引人注意的是，历时数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被革除了。西方社会“人为本、名为用”的价值观，给“重名分、进人伦”的封建避讳制度以很大的冲击。清末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时，还有人避其名讳，如担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就一度改“仪”为“怡”。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避讳制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方式也更进步了，同西方一样，他们的名字常被用来命名其他事物，以示纪念和尊重。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的名字来命名城市、街道、学校。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中山路、广东还有中山市、中山大学。我们上海还有黄兴路、黄兴公园、鲁迅公园等。
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北京中山公园
②破除同姓不婚观念。“同姓不婚”是在社会人口较少的情况下，提高人口生理素质的一种措施，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4亿，加上几千年来的姓氏变异，汉族人历来讲究的“同姓不婚”的伦理观念已经成为旧习，同姓结婚的现象不胜枚举。姓氏的文化意义已经非常淡薄，这也是在与不同文化的交融中所产生的新变化。但是出于人口优生理念，“近亲结婚”仍然是禁止的，法律规定的“近亲”概念是“五服之内”，“本宗九族”，不出五服的近亲结婚会影响后代的素质，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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