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四〇：见不透时，实行就是了

《传习录》三四〇：见不透时，实行就是了

又曰：“此道至简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诸掌乎。’且人于掌何日不见？及至问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讲便明，谁不知得？若欲得见良知，却谁能见得？”

问曰：“此知恐是无方体的，最难捉摸。”

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这段文字中引用的孔子的话出自《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头脑宗旨，一切郊社之礼的宗旨无外乎敬事天帝；一切宗庙祭祀的道理无外乎祭祀先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治理邦国这件事就像伸出手来观察自己的手掌一样简便易行。同样的道理，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之道也有一个头脑宗旨，这个头脑宗旨便是学做人——学为圣贤。在这个方向上看“致良知”，体会“致良知”之学的“至简至易”与“至精至微”——“其如示诸掌乎”。

“方体”二字出自《周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所以用神是没有特定的方向，用《易》也没有固定的框框。关于“神”，孟子讲“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知之谓神”。神是“圣”的不可知状态，它怎么可能会有特定的方向呢？《易》的一个关键便是“变易”，其中的虚实转换、阴阳转换，常常是伴随环境、时空、人的观念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变化本身像“神”一样，有不可知的方向，怎么可能会遵循僵化、固定的框框呢？

末尾一段中引用的话出自《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意思是说，《易》之成书之后，违背“易”理还不算太离谱，从《易》之书多少还是能够体会、推演出“易”之理的。学者要注意的是“易”表现为变动不已，以“易”的象而言，六个爻位的流动变化，或上或下，或阴或阳，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只有顺应、觉知它的变化，才能加以运用。

阳明先生所讲的“致良知”之道，何尝不是如此呢？人须臾间能生八万四千念，每一个念头，都意味着一种变化。“致良知”之道的变易与《易》本身的流动变化一般无二。

如果人心是天地万物的心，能够与天地鬼神万物之间充斥流通的所谓“天理”相对应起来的，除了人心的“良知”，还能有什么？正因为如此，王阳明才讲“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毕竟，人此生的意义无外乎“为天地立心”。

阳明先生又说：“‘致良知’之道极其简便易行，也极其精细微妙。孔子讲：‘其如示诸掌乎’——道的简便易行就像伸出手来观察自己的手掌一样。人哪一天不曾看到过自己的手掌？但是你问他手掌上有多少纹理，他却是不知道的。就如同我说的‘良知’二字，一讲就能明白，谁会连这个也无法觉知呢？但如果要他真正觉见并且使之‘明’出来，又有谁能真正做到呢？”

有人问：“‘良知’恐怕是没有方向、无有形体的，所以才最难捉摸。”

先生说：“‘良知’就如《易》理所讲，‘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良知’哪里是人能主观轻易捉摸得透的？真正能把这‘良知’觉见到透彻明白程度的便是圣人了。”

对于“良知”的觉知天赋，《中庸》中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不同的天赋，决定了觉知“良知”的不同态度，分别是“生知安行”“学之利行”和“困知勉强行”。无论天赋达到哪个层面，只要觉知了，就都是在学做人。无论哪种态度，只要成功了，便都是“致良知”。

觉知“良知”有不同的天赋，“致良知”也有不同的态度。于个体的人而言，总有一款适合你。于群体的人而言，只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学为圣贤。

见不透时，实行就是了。实行着，实行着，就见得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