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司汤达和《红与黑》》笔记1
(一)
亨利·贝尔1783年生于格勒诺布尔,父亲是一名律师,在城里是个有钱也有一定地位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位有修养的著名医生的女儿,但在他七岁那年就去世了。
(二)
母亲一去世(他说自己对母亲怀有一种恋人般的爱),他就由父亲和母亲的妹妹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姨母则严格而虔诚,他恨这两个人。
虽然属于中产阶级,可这个家庭颇有贵族倾向,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使之充满恐慌。
司汤达声称:自己的童年十分悲惨,可从他的记述中,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的。他非常聪明,喜好争辩,而且很难管束。
司汤达批评父亲过于小气,但在用钱的时候,却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哄骗出钱来。有些书是禁止他看的,但就像有书以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他暗地里照读不误。
他的最大抱怨就是,自己捞不着自由自在地跟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可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乐于声称的那样孤单,因为他有两个姐姐,其他孩子也同他一起上课,他的老师是耶稣会教士。
事实上,他在当时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没什么分别。他跟所有孩子一样,把平常的管束看成是高压暴政;当他被迫做功课的时候,当他无法完全遂自己心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残酷的虐待。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是大多数孩子在长大后会忘记所受的磨难。司汤达却很不一样,五十三岁时,他依然心怀旧恨。
由于他痛恨自己的耶稣会老师,所以成了极端的反对教权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法让自己相信,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会是虔诚的;而且由于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诚的保皇党人,所以他成了热烈拥护共和制的人。
可是在十一岁的一天晚上,他溜出家门去参加一个革命集会,结果大吃一惊。他发现无产者又脏又臭、粗俗不堪、口齿不清。“总而言之,那时的我同现在一样,”他写道,“我热爱人民,我痛恨压迫他们的人,可要是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我而言却是无休止的折磨……我曾经拥有最为贵族化的情趣,现在依然如此,我愿意为人民的幸福做任何事情,但我相信,我宁可每个月都坐两个礼拜的牢,也不愿跟小商人生活在一起。”
十六岁时,他说服父亲让自己去巴黎上高等理工学院,好准备未来的军旅生涯。可是这只是个离家的借口。入学考试那天,他却溜了。
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身居要职,过了一段时间,在父亲达鲁先生的要求下,他让这个无所事事、需要工作的年轻人当了自己众多秘书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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