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五岁,刚上初中三年级,也是我住校的第三个年头。在这段不长不短的大集体生活里,一个少年初次脱离家庭独立生活的新鲜感和踌躇满志早已磨灭殆尽,甚至口头上也会戏谑的把第五中学称为“第五监狱”。
就拿这封闭式的校园环境来说,除了铁面无私的执勤老师替代了荷枪实弹的警卫,生铁栅栏替代了高墙电网,一切配置与监狱也差不太多。
学生们被统一安置在学校北侧两栋宿舍楼里,一个个房间密密麻麻的罗列在一起,像一个大号的鸽子笼。房间内部也不大,15平方米的地面上,安放着四张上下铺的钢管床,除去中间的过道,活动空间也只有自己床上这片小小的领地了。
初三学生的宿舍相对宽敞一些,倒不是因为面积大了,而是里面往往会空出一到两个床位。因为,这时候有不少学生早已预料到升学无望,干脆早早辍学回家,自谋生路,虽然他们还没有念完应享有的九年义务教育。但对于这帮孩子离校,学校私底下是支持,甚至是鼓励的,本就不指望他们拉动升学率,在学校混来混去反倒可能影响其他学生学习,得不偿失。
每天晚自习回宿舍后,我们有四十分钟的洗漱时间。这是一天里最活泼的时光,满身压抑在这四十分钟内被尽情释放,嬉笑怒骂混合着泡面味,臭脚味,甚至从公共卫生间传来的洗发水掺杂着的尿骚味疯也似的充满了整楼道。
那时已临近十月,夜里已经开始泛起阵阵凉意。我们宿舍的两个床位也空了出来,堆放着被曾经室友遗弃下的脏兮兮的枕头棉被。在那个精力旺盛年龄,无处安放青春的孩子总想着搞点大事情,特别是周五那个即将回家的晚上。
于是,我把主意打向了堆在空床位上即将变成垃圾的棉被,电影中男女主角枕头大战,白羽飘飞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耀着。我的提议得到了小伙伴们的一致通过,一场没来由的内部战争就此打响。我们踩着拖鞋,像一个滑稽的溜冰初学者一样,在脏水淋漓的楼道瓷砖地面上蹒跚挣扎,手中挥舞着破旧枕头,不住向同伴身上砸去,激荡起一片放肆的笑声和骂娘声。楼道里人不太多,低年级的宿舍学生下午就已离校,大部分初三学生也已缩回被窝,我们在楼道里更如出入无人之境。
我们拥挤着嬉闹到楼梯尽头,那里是一间初一学生的宿舍,宿舍门早已损坏,半掩的门像一只翻白的眼,在无声的嘲弄着我们。
“草!”我抬脚威风的踢开了那只眼睛,战火也随之引燃了这片区域。枕头质量确实差劲,酥烂的布料从中间撕裂开来,里面缠绕的黑心棉喷涌而出。这更点燃了激情笼罩下的我,“天女散黑花!”我叫嚷着,捧起黑灰色的棉絮在空气中挥洒,一堆堆掺杂在一起的不知名的纤维布满了那间宿舍的床上和地面。
我知道这样玩是有些过火,也并不道德的,但破坏欲被充分满足的同时,那忽略不计的后果也被抛之脑后。因为我知道低年级的学生就算知道了元凶,也根本不敢找我们理论。但在我低估了低年级学生胆量的同时,也低估了这栋宿舍楼里的另一个存在。
熄灯铃按时响了,我们意犹未尽的返回宿舍,沉沉倦意迅速涌来,迷迷糊糊之中宿舍门被用力推开。一个眯着眼睛面无表情脸伸了进来,打开了宿舍的灯,那是今晚的执勤教师。他的眼神一个个从我们睡眼惺忪的脸上扫过,像在查找一个窃取机密的间谍。
“那间宿舍是谁折腾的?”他低沉着声音问着。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感觉空气开始凝固在一起,大家揉着眼睛不再看他,宿舍里也没有人回答。他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谁干的?我知道是你们宿舍的。”还是没有人吱声。
“都给我滚出来!”他有些发怒的吼着。
我们来不及穿利索衣服便被揪出宿舍,楼道里安静的出奇,卫生间水龙头漏出的水滴敲打着地面发出“啪嗒”的声响。我们像工厂里一群还没褪利索毛的鸡,就被挂到生产线上。值班老师在我们面前踱着步,带着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们,继续询问着是谁干的。
在那个老师就是权威般存在的年代里,仿佛真的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我被问得心里有些发毛,太阳穴突突的涨着。我知道我们被举报出卖了,但还没有被卖彻底,他还并不知道始作俑者。身上的暖意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有人开始微微的发抖,还是没有人承认或举报我,不安和感激我心里涌动着。
值班老师看来从我们嘴里问不出结果,便开始在我们宿舍里寻找蛛丝马迹。终于他在我的两个同伴的衣服和床上发现了几缕纤维,他冷笑着,像福尔摩斯发现了重大罪证似的,把证物举到我们面前。
“这两张床是谁的?”他厉声问道,两个同伴举起了手。“是你俩做的?”那两个伙计没有吱声。
“咚!咚!”两声闷响传来,他俩每人结实的挨了一拳,两个人一下趔趄。沉闷的声音在我耳边无限放大着,我的脑子仿佛也跟着抽搐了起来。
“其他人都回去睡觉,你俩留下!”那老师命令着。
我本以为事情可以简单糊弄过去,没想到情况变得尴尬而复杂,我张了张嘴,始终没敢说出那句“这是我做的。”
旁边的人拽了一下我的衣角,示意我回房间,我木木的随着他踏进黑寂的宿舍。回头看去,被留下的两个同伴仍靠着墙角垂头站着。那一刻,我突然那么瞧不起自己。
躺在床上,我睡意全无,我不知道门外在发生着什么,他们会不会挨揍,明天会不会被请家长。我为什么没敢承认,我的错为什么让我的朋友来承担后果。
我从床上坐起,说:“我去承认了,把他俩换进来。”刚才拽我的哥们惊异地看着我,“你还去干嘛,你也想挨顿揍?你不怕老师告诉你家长?你好学生的面子还要不要?”他的话又让我的信心动摇起来。我坐在床上躺也不是起来也不是,像一盘卡壳的磁带吱拧着,门外已没有任何声音,我突然像感受不到了时间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门咿呀开了,我的两个同学蹑手蹑脚的走进门来。“你俩没事啦!”我抬起头,惊喜的呼叫着,他俩嘿嘿笑了几声说:“没事啦,我俩说我们弄的,去打扫了一下,快睡吧!”
“就这样完啦?”
“对呀,你还想咋样?”
他俩的坦荡让我惊喜而赧然,也让我那样羞愧与不安。
夜深了,四周想起阵阵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从不自认为胆小,但我却可鄙的在自己的过错上逃避畏缩。
几年后,当我看到古惑仔中的反派靓坤说“错了要认,挨打站稳”,我总会想到那个夜晚,那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课,恰比十年苦读。时至今日,我那么理解那些潜逃多年又返回自首的逃犯,那种虽然逃过了惩罚,心头却宛如压上铅块般沉甸甸的感觉真的比承担后果还要煎熬百倍。
我也曾和我的同学再次说起这件事,向他们真诚道歉,他们反倒淡忘了。他们笑着说:“如果回到初三那年,你会站出来承认吗?”我也微笑而坚定的说:“会!因为错了要认,挨打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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