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灵长类动物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为彼此梳理毛发。这种身体上的交流，可以建立和维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它们在群体中的阶层地位。梳理毛发能在动物体内释放天然麻醉剂内啡肽，让它们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我们也会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快乐。有一种神经回路通过释放后叶催产素或多巴胺来“奖励”社交行为，因此人们通常会想要再次寻求这样的体验。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同步进行的活动中，比如音乐创作或跳舞，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同样的“药物”，让我们想要寻求下一次刺激。社会排斥会造成伤害，它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就像身体疼痛一样。
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由文化塑造的，神经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最近一项研究观测了数百名人类和数百只黑猩猩大脑皮层中控制智力的褶皱。这些褶皱被称为脑沟，在个体出生后继续生长和变化，但人类和黑猩猩的脑沟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大脑褶皱的形状和位置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兄弟姐妹的褶皱几乎相同），而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基因的作用则要小得多，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冶炼铜相比，冶炼铁矿石需要的温度更高，消耗的能量更多。人们用古老的熔炉最多只能炼出一种多孔的海绵状物质，叫作熟铁，这种熟铁并不比铜强多少。熟铁经过反复捶打后可以提高强度，但仍然无法代替青铜。（尽管如此，到公元前1500年，铁在古埃及已经很常见了。）后来冶炼者发明了一种方法，突破了技术限制。他们通过在火中添加木炭来提高和控制热量，这样一来，一种铁和碳的合金就生成了，我们称之为钢，钢是当时最坚硬的金属。合金中碳的含量至关重要：1%的含碳量可以制成高强度的钢，4%的含碳量就会让钢变得脆弱易碎。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为什么有些炼钢工艺行得通，有些却失败了。
交流是生物活着的基本特征之一。每一种生命都会通过某种形式的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植物通过土壤中的真菌网络交流，头足类动物则依靠改变肤色交流。海豚、猿类和犬类等哺乳类动物能够非常熟练地和人类进行交流，以至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拥有某种原始语言。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以哪种形式呈现，要想理解人类语言都需要一定水平的理解能力，而这正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黑猩猩可以学会吹口哨，但它们没有乐感，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的交流能力和人类有着巨大差距。
口哨和鼓点语言迫使说话者在大脑里把语言和旋律结合起来，这能帮助我们追寻语言起源的线索。大脑中处理音乐和语言的是同一块区域。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研究发现，学习音乐能够提高读写能力。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语言起源于一种音乐性的原始语言，比如口哨声，猿类也具备这种语言能力。苗族人经常用口琴复制口哨语言中的音调，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语言。
2003年美国有一项研究，将幼儿分成3组，以视频学习、音频学习和真人教学的方法分别教授普通话。结果显示只有那些真人教授的幼儿才真正学有所成。联合注意力是人类有意识学习的开始。所以幼儿无法通过视频、音频或偶尔听父母对话来学习语言，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像有声机器人或闹钟一样简单地发布消息，我们更期望和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并期望得到回应，哪怕别人只是简单示意他们听到了我们说的话。
一旦可以说话，我们就不会止步于一种语言。地球上大多数人都至少会两种语言，而一个人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大脑、性格和行为。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改变着人类的生物状态。
双语人士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对应两种语言，而且，不管使用哪一种语言，两个神经通路都表现活跃。因此，双语者会持续地、下意识地压抑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以便能集中精力于正在使用的语言。
人类利用声誉维系社会运转。在这种机制下，行为卑劣的人会被惩罚，不与他人合作的人会被移出社交网络。而我们的意识中还会自带声誉警察，监督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共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我们都是时间的产物。我们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交织的宇宙中进化，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运转。人类所有的细胞中都含有时钟基因，它们就像机械表里的齿轮一样，是基因表达的振荡器。这些计时器调节着我们的基因、激素、心率、大脑活动、情绪和身体机能。上午10点左右，我们的肠道最活跃；下午2点，身体的协调性最好，对疼痛的忍耐度最高；下午5点，我们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肌肉力量最强，灵活性最好，心肺功能最佳；晚上8点，我们对酒精的耐受力最强；9点，睡眠激素开始上升；凌晨两三点，我们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凌晨四五点，我们的体温达到最低值。从月经期到妊娠期，女性的身体遵从着生物钟，极具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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