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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噗,噗,噗……”屋外护窗户的塑料纸像遇到了什么糟心事儿,在“呼呼”怒号的北风中一口接一口地叹着气。我越听越觉得像有人在冲着我的窗户啐唾沫。
“呸,呸,呸”发难的人斜眉吊眼,下撇的嘴角上挂着鄙夷与嘲讽。
“哗,哗,哗”塑料纸被粘糊糊的口水击中,浑身筛糠似的抖着怕是哭了。
昨晚没有给煤炉添煤,火大概早已灭了,屋子里寒气逼人。我不由打了个寒颤,哆哆嗦嗦地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而,那床看起来还算厚实的棉被,在无孔不入的寒冷围攻下,却失去了招架之功。一股股寒气从脖颈和脚底的缝隙钻进余温尚存的被窝。寒冷一阵儿紧似一阵儿,没多大功夫,就侵占了浑身每一寸肌肤,把血管一根根凝成冰。当冷气儿钻进骨头缝里时,上牙和下牙止不住“得得得”地撕打起来。心像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攥着,缩成一团,连同身子一起也蜷缩成弯曲的虾米。不知什么时候,双唇颤抖着,我早已泪流满面。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五脏六五大概都已经被冻成了冰坨。四肢僵硬,连头脑都一片混沌。我拖着如灌了铅的双脚,像一缕游魂,挪到门口。
木然地,我拉开门,一片刺眼的白,扑入视野,让人无法直视。原来,昨夜大雪纷飞。雪落无声,如今,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
一个月后,我结婚了,我把自己嫁给了厂里主管生产的副厂长黄百发。我原本是个农村姑娘,爹娘世世代代都是土旮旯里刨食的农民。尽管他是个死了老婆的二婚头,在别人眼里,我依然是高攀了。
我从小聪慧,小学毕业后,轻轻松松考上了公社的初中。从村子到公社,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父母心疼我,舍不得让我吃那份苦。又担心住校食堂饭菜油水少,我会跟不上营养,亏了身子。那时,大舅在公社开卡车,我初中三年就寄住在舅舅家里。
担心舅妈给我冷脸子看,每个学期开学时,我爹都会赶着毛驴车亲自送我去舅舅家。车上除了载着我,还装满了米面油鸡蛋和时令蔬菜瓜果。这些都是全家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是家中的老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儿,上面三个全是哥哥。从小父母宠着我,哥哥们惯着我。妈妈说我长了一张八哥儿嘴,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哥哥们却说我长了一张刀子嘴,得理不饶人。
自从进了大舅家的门,我又多了项本领,察言观色。我小心翼翼地把在自己家里时的那股娇蛮劲儿隐藏起来,时时处处陪着小心。一张巧嘴儿更像抹了蜜,加上有眼力见儿,手脚勤快,原本自从我进门就拉拉着脸的大舅妈,慢慢对我也有了笑脸。
三年寒窗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考上了卫校,实现了鱼跃龙门的华丽转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里最大的钢铁厂担任厂医。十八九岁花儿一样的年纪,再加上原本就身材苗条长相姣好,在男多女少的工厂里,我成了当之无愧的厂花儿。
人生道路如此平坦,一切都那么顺风顺水,我不禁有点儿飘飘然起来。天真烂漫的我哪里会想到,自从踏进工厂大门那一天起,厄运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向我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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