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话都交给满天星斗了，唯忆她说：梅花真勇敢！而那个傍晚是属于秋天的。
群鸟扑哧掠过头顶，飞回湖心小岛上的密林中歇息。我们却攀上夜幕，高台四下无人，与万家灯火齐相瞭望。她说：梅花真勇敢！
此话过于朴实无奇，却成为我对那夜话语最深刻的记忆。不是因为这句话有多妙，而因它没有修饰语，没有附加之言，这是一句完全“主体性”的表述，使言说者成为夜幕下的“在场者”，使我们的谈话成为“在场”的谈话。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做作、修饰、担心都收起来了，没有谁想说服谁，也没有谁害怕出丑。
因为这句话，那晚的交谈必然是“在场”的交谈，没有令人隔膜的“客观式讲话”。而“梅花真勇敢”使那晚的交谈无论多么朴实无华，也必然弥漫着诗意的味道，并荡漾于微波粼粼的湖水，流动于习习晚风中。这也反证了我的话语也是“在场”的，只有两人同时“在场”，“在场”的话语才能被激活。
她自卑于自己的形象，说自己土而胖。但“梅花真勇敢”这样朴实的抒情最好就来自一个朴实形象的口中。假如她风姿卓约，虽然会令我喜欢，但那夜就是另外的景象了，就是夜色下的性感，跟那夜在我心中的味道完全不同，与梅花的勇敢也无关了。
何谓话语的“在场”？
这是一个带有存在主义的概念。在写作中，我们寻求“在场”的写作，即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存在于他的写作活动之中。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福柯认为，作者看起来是表现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在更大范围内是一种来自“外部”的话语运作决定的结果。人们以为我写故我在，其实是我写故话语方式在。
这也是结构主义的经典诘问：究竟是人说话，还是话说人？
于是我们苦苦追求“内向化”写作。内向化写作就是为了摆脱“被话语所说”，摆脱外部作用的结果，使自己成为话语真正的主体，也就是成为“在场”的作者。
在场的文字注入了自己的感受，最大可能地创造了自己的语句。在场有多种层次，包括写作中对时代命运、政治的感受性。
“在场”的言语更能打动人
我不想扯远，我想说的是，言语跟写作的道理一样，都有“在场”和“不在场”之分。
为什么有的人滔滔不绝、言辞华丽的讲话并没有给我们特别的好感？因为跟不在场的写作一样，他们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言语，被太多流行的话语程式、套话所驱使。就像读者不喜欢看那些大而空的文章，与其说是作者写的，不如说是一种程式化的语言运作借作者的口表达了它自己。
不在场的言语一般要通过引语来呈现，比如“我觉得”之类。而在场的语言是直抒胸臆的，比如她说“梅花真勇敢”。因为不在场才须引“我”而出；“我”在的时候才无须强调“我”。所以不在场的言语是一种“客观式讲话”，不但向他人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连自己也成为一个需要交代的对象。这样我们就跟自己的话语也产生了距离，那么与他人的距离就更远了，感染力就会打折扣。
而一旦说话者亲临自己的语言现场，距离就消失了，自然更容易拉近和他人的距离，不经意地打动人。
“在场”的语言往往带有抒情性质
造成我们的表达不必出现各种形式的“我”的引用的，常常是一些抒情的表达。只有抒情才不需要交代“我”，因为“我”天然存在。所以抒情常常是“在场“的语言。
“梅花真勇敢”就是典型的抒情，如果加上“我觉得，梅花真勇敢”，抒情效果就大打折扣。“我”的出现就变得理性了，往往意味着“我”被自己的言语划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抒情的本质是忘我的。抒情是言说者真正意义的“在场”。
“不在场”才是我们谈话的常态
遗憾的是，“客观式讲话”，也就是“不在场讲话”，才是我们谈话的常态。因为我们惧怕在他人面前抒情，我们惧怕在他人面前失去“我”。忘我、抒情会让我们出于一种相对脆弱的状态，我们不能轻易在别人面前呈现这种状态。我们越是在谈话中强调“我”，就越是与自己的话语保持了距离，脱离了话语现场。
因此，当一个人对与另一个人的谈话表现出了抒情性质，呈现出“无我”状态时，这意味着彼此间的信赖和好感。我们终于亲自在场于我们的言语中，这是人与人彼此之间优厚的款待。没有谁有戒心，没有谁想说服谁，也没有谁害怕出丑，谈话从客观的间接转为主体的直接，与自身话语真正地同在。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