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继而疑惑，继而不知所措，当然，有时也会继而释然，但更多的时候不会有这个“继而”。这大概是我在学传播学这门课程时最常出现的感受了，总是会读着读着书就突然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心想“真的？怎么会……他们怎么能……我该怎么……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是他，是她，是她们，还是他们？还是说世界上本就无所谓真假，你觉得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这一切不过是人的一厢情愿。信仰不就是这样吗？爱情也是。可是……”然后，然后，然后我怎么知道？我能做些什呢？要阅历没阅历要学识没学识的。“唉，断崖，又一个断崖”，除了感叹自己的天真浅薄，我就剩下所谓的第六感可以倚靠了，而这第六感的可靠性却又像是街头算命先生吐出的话那么值得怀疑。后来仔细想想自己这十几年来的经历，又不禁暗暗生起气来。这不是在为难我吗？我什么时候也需要自我判断了，十几年来不都只是乖乖地“接受”就好了吗？你们只管灌输就好了嘛，反正我都习惯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捧着一大堆观点到跑我面前来谦卑地说，“来，看您中意哪个”？我……别人是吸毒上瘾，而我是“被灌输”上瘾，到底谁更值得被同情？不管怎样，现在我醒了。而且，我好像还挺庆幸自己醒了过来，虽然醒着实在是件麻烦的事。总之，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我原本是个浑浑噩噩舒舒服服睡着等别人给喂东西的人，现在传播学或者说数字出版这个专业它一盆冷水泼我脸上把我给泼醒了，还硬是一个勺子塞到我手里来，叫我自己挑选食物。结果我就那么一下子被提溜起来，站着看别人吃饭，看他们吃的什么，怎么吃的，然后自己挑些吃的。好吧，我承认，可以“挑食”的生活还是有滋有味很值得过的。
我没有进食障碍，是那种白米饭也能吃得津津有味的人。悲剧的是，我有选择困难症。不是我爱给自己贴标签，你给我一打的选择跟没给我选择是一样的，一样地让人无奈。要让我决定去哪吃饭，我能带你走完整条步行街，“三过餐馆而不入”，直走到饥肠辘辘，直走到我的脚都开始嫌弃我了，我便会说“啊，食堂最近出了个新菜，要不咱回去吃？”要是你不幸和我进了某大型商场，那完了，准备长征吧。但是对于自己的缺点，我一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所以，吃饭要么食堂要么“随你”，至于日用品，学校的小卖部就够我折腾的了，彻底把选择困难症打入了冷宫。本以为这样我的生活就可以风平浪静，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我这选择困难症竟大脚一迈，跑到我精神的荒原上来了，这无边无际的，注定关不住它。
论世界观之不可说。
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作为祖国21世纪的新青年，我从小接受的世界观当然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啦。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我在故我思”……因而，我知道世界上是没有鬼的，没有上帝，没有如来佛祖，没有安拉，没有前世，也没有来生。可这也就仅仅是知道而已，知道和相信，相信和信仰，毕竟还是有区别的。相信和信仰往往说一不二，知道则免不了拖着个“应该是”，真是要多不确定就有多不确定。
于是，在众世界观的围观下，我突然成了那个可怜的跳梁小丑，在别人的哈哈大笑中搞不清自己今天到底笑了没有，又或者说在做了无数个笑脸之后我已搞不清什么是笑。我觉得世界上没有鬼，可还是会怕一个人走夜路，怕空荡荡的大房子，怕森森然的墓地，对于那些所谓的灵异事件的多发地带自然敬而远之，这两年来更是连寺庙都不敢进了。没有鬼！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可是没有鬼的话，我在怕啥？我这难道不是在怕鬼么？！后来又看到史铁生说“未被证实而信其实与未被证伪而信其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于是我那本就缥缈的荒原上又起了一层大雾。再后来，白老师在课堂上掷地有声地问道“你们有几个是真正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的，你们了解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吗？”我当场如遭电击，整个人都变得呆呆的。脑子里一直循环的只有一句话，“原来，我这么多年来“知道”并以之为科学世界观的不过是一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当然，我这并不是在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只是想感慨一番“世界观真是不可说，不可说”。
论真理之不可知与不可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我印象中是很美好的存在，是遥远的金色的异国，是自由的天堂，民主的故乡。所以看到初高中的政治课本上写着“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抵制西方腐朽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时我总是表现得很不屑，“切！”。我不是不知道耐克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不是不了解西方的阶级压迫，不是没有嗅到资本身上令人发呕的血腥与铜臭味儿。但那归根结底也就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劣根性而已，你敢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就都是干干净净、活色生香的？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你可以说我崇洋媚外，也可以说我上帝视角，随你怎么说都行，但这就是我一开始对西方国家的真实印象，而我所表达的也就这样一个印象而已，没别的。后来，当新闻联播充斥着伊拉克战争，美国枪击案，索马里海盗，朝核危机，英国脱欧……这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指向一个事实－－你们并非有幸生于一个和平的时代，只是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再后来我就不看新闻联播了，尤其是高考结束以后，准确地说是高考政治考试结束以后。当时只是觉得出于对时政考试的厌倦不想看，现在托传播学的福我还可以推想自己是不是在为维护所谓的“既有立场”而“选择性接触”。但是当高中英语老师、语文老师一再重复地指出这个结论时（即社会主义万岁，中国万岁万万岁，中国就是好，西方就是渣），我竟然也有些以为然了，曾经的“切”在慢慢变成“哼”。这就是传播学中所谓的“培养理论”？我居然像培养皿中的细菌，被培养了？总之，西方的形象开始在我面前扭曲，变形。我，好像没有那么向往那些遥远的金色国度了，或者说，我甚至有些害怕它们了。我想，那样的动荡，那样的霸权，那样的面目狰狞，是我所不能承受的。再说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黑化，教材上义正辞严地说西方媒体有意歪曲新闻事实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桩桩，一件件，这都是事实啊，西方无话可说。可是刘瑜又在《自我一代》中写道：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到底？东方西方的这是没个定论了是吧？哪个是谎言哪个是真理？被牵着鼻子走了这么久，我不仅生气（生自己的气）、泄气，我还没力气了。最后，我想通了。不就个真理吗，不要也罢。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个事实远多于实践的世界，你昨天没有实践，今天没有实践，明天估计也不打算实践，为了验证世界上有没有鬼而特地死一次的人会被认为是这地球上最傻的傻瓜。幸运的是，我们都很聪明。说了没有鬼就是没有鬼，说了这是真理它就是，事实嘛，拿来就好！
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最后既没有弄清楚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也没能给出个搜寻真理的方法，这就好像一个医生指着病人的膝盖说了句“哎呀！你看，你这里发炎了”就没有了后文一样可恶。这就是传播学给我的感觉。天苍苍野茫茫，我为挑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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