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二十多年来，每个年三十和大年初一都是在婆家过的。河北的风俗就是这样，好像这根本没什么可商量的，是天经地义的，嫁出去的姑娘就是人家的人了。
记得第一次在婆婆家过年特别不习惯，公公婆婆好像没什么过年的心气。
不像我父母，一进到腊月就开始准备过年，需要买什么，买多少，哪天买，总是听到他俩在商量张罗，哪天扫房，哪天洗被单，哪天炖肉，哪天蒸馒头，哪天写对联……早早就安排好，一直忙到春晚节目开始，都来不及坐下看。
春节这天，一家人早早起来，煮饺子，放鞭炮。吃完饭他们又去忙着给长辈拜年，平辈互相拜年，家里人来人往，屋里总是一堆人，地上总是一堆花生皮、瓜子皮和糖纸。
春节过后，父母又开始计划哪天串亲戚，先串谁家，后串谁家，亲戚家有几小孩子，预备多少压岁钱……同时，也要计划哪天待客（重要的亲戚知道哪天来，关系远些的不一定来，也不一定哪天来），用什么待客（大部分节前已准备好）。不出门的日子，哪天干什么，吃什么也都很少随便对待，总要翻看检查还有什么东西，还剩多少，哪些要赶紧吃，哪些还可以再放放。
他们总是算着哪个孩子哪天要回去上班，哪个孩子哪天要开学，头走之前还要让他（她）再吃点啥，走的时候往回带点啥。如果有什么东西忘记了，孩子没吃上，他们，尤其是我妈会嘀咕半天，好像亏待了孩子。基本上，等孩子们都走了，过年准备的东西也吃的差不多了。
婆婆家过年就简单得多，准备的东西也不多，好像连春联都不贴。
后来，再过年的时候，我就不等公公婆婆准备了，而是自己提前张罗，从商场、市场到年货市场，吃的，穿的，用的，觉得需要什么就买什么。
过年的衣服，我不止给自己和老公孩子买，也给婆婆买，羊毛衫、唐装、围巾、棉袄、外套……几乎每年春节这天，婆婆穿的都是我给她买的，她也特别乐意告诉她那些老姐儿们，儿媳妇给她又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等等。婆婆上了年纪反而喜欢鲜艳的东西，有两个春节，我都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大姑姐和我每人一条，让她先挑，总是把最艳的挑走。
有一年，我看婆婆家的窗帘和沙发罩都太旧了，而单位附近的华联商厦二楼刚好有一种绿白格的布料搞活动，很合适，就估算着大概需要多少，买了回来，按着自己想的样子，用剪子裁开，大大小小一块块的。婆婆有个缝纫机，年根底下，在婆婆的指点下就踩起来，虽然针脚走的不是很直，还好窗帘和沙发罩对针脚要求不高，谁也不仔细看。我们做到一半，大姑姐回来了，她年轻时是缝纫高手，赶紧把活接了过去。新窗帘挂上去，新沙发罩套上去，立码换了个样子。
至于过年的那几天每天每顿吃什么，倒是不用我太操心，一般是我老公负责，婆婆打下手。
后来，我们两口都先后来了北京工作，却从来没有在北京过过年，都是快年三十的时候赶回去，每次回去后备箱里装得满满的。到家回去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还缺什么，趁着市场和超市还没关，赶紧去采买。
一年一年的，老人们更老了，然后公公先走了，前面我父亲也走了，一边剩一个老太太，都是八十多的人了。
婆婆还是啥也不往心里去的性格，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接电话时嗓门洪亮，中气十足，只是腿脚不太方便。
我妈还是爱操心的人，哪个孩子有什么事，她比谁都惦记，不过一般也不多说什么，实在要说的时候才说。她一辈子要强要体面，无奈越来越力不从心。
元旦之后，石家庄疫情突然厉害起来，北京大兴也紧张起来。我的婆婆、哥哥在石家庄，姐姐在大兴。按现在的防控措施，估计我们回不去石家庄，哥哥出不了石家庄，姐姐出不了大兴。
给我妈打电话，她总是情绪不高，说没心情过年，什么都还没准备。要是我们都回不去，她打算三十那天下午让我表弟开车带着她去给我爸的坟上照听（保定老家的风俗，三十去祖坟上放炮）。我爸去世快两年了，我妈总是算着哪天哪天应该上坟了，提前告诉我们哥仨，我们一般都会赶回去，除非谁有什么事走不开。
这话听得我难受。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场面。
有一天上班路上遇到领导，聊起来过年的事，我说过年想回保定，那里没有疫情，领导没反对。其实我们单位管得很严，提倡在京过年，如果离京，谁批准谁负责。也就是说，放我走的话，领导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所以，前两天给我妈再打电话，就告诉她我可能能回去。不过听说我回去这一趟，总共需要做四次核酸，她也怕我麻烦。我说那倒没有关系。
现在，我正等着过两天回娘家过年了，这也是我嫁出去之后头一次在娘家过年。
只是这个春节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比之前冷清很多。
但是多年之后，我也会特别怀念这个春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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