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70年代（七）——三寿祖父

记忆1970年代（七）——三寿祖父

1970年代，我家的两进院落，前头院住着我们一大家子。里头院住着三寿祖父一家子。

祖父白公讳三寿（我们习惯称为“里头爷爷”），老弟兄三人，长兄白公讳存寿（白珍如伯父的父亲），享年32岁；二兄白公讳银寿（天津白建铭叔叔的父亲），享年78岁；三寿祖父行三。

三寿祖父（1919—1990），享年72岁。三寿祖父九岁失怙丧母，双亲见背，孤儿兄弟三人相依为命，两位兄长拉扯稚嫩幼弟，长兄不幸去世后，二兄与他同甘共难，伶仃孤苦，至于成立。

记忆中的祖父中等身量，魁壮结实，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双眼皮下一双浑圆的眼睛，短短粗粗的胡子，戴着蓝帽子，习惯性地紧紧地打好绑腿，手工做的黑灯芯绒老头布鞋纤尘不染，将军肚微凸，背着手踱着方步。村民谑称祖父为“瞪眼三”，估计和他老人家耿直急躁的脾气性格有关。

抗战时期，祖父被日本人抓差，当了伪警察，他随机应变，见机行事，向日本人苦苦哀求家中的进退狼狈的困难之处，家人需要自己赡养，家中无人担水劈柴，田地无力耕种几近荒芜，日本人被祖父的一片真情和如簧巧舌打动，加上银寿祖父周旋一番，过了没几天，最后被批准退警回家。祖父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既保护了自己，又得到了实惠。

祖父年轻时候，为了家中生计，颇具有商业头脑，到井陉下邢台，肩挑担手拿物，迢迢大山路，步行数百里，贩回瓜果梨桃或花生黑枣或布匹衣物，虽说祖父栉风沐雨，遭苦受累，但凭借他的才智和毅力，倒倒贩贩，赚取差价，蝇头微利也贴补了不少家用，改善了家庭的生活状况。

祖父有一手做饭的好手艺，下拉面、打烧饼、做火烧、烫烙饼、炸麻糖，几乎样样精通。他粗粮细作，细粮精做，炒菜做面，家常便饭，有滋有味，一日三餐，没有重样。

记得在七十年代末期，白面已经稍微多了起来，我母亲把白面和红糖给了祖父，他老人家几乎彻夜不眠，在小平房伙房里给我们打出一盆火烧，我们吃着祖父打的火烧，口感筋道，绵甜幽香，那种焦糊味和煤烟味一直在我的身边萦绕着不曾淡去。

祖父是个善于抓住机遇，敢想敢为的汉子。1958年，大跃进年代，粮食短缺，祖父想办法买到一些白面，在温源村赶会时，卖烧饼买油条，真挣了不少钱呢。

祖父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念过一天书，是实实在在的文盲。但是三寿祖父天生过人的聪慧和超强的记忆力，“牙捣蒜”（和顺指口心算）本领极其了得，只要报出单价和数量，如三毛八分二厘一尺布，扯六尺四寸，不管有几位小数，答案立即出来，准确无误，分厘不差，令人惊叹不已。

祖父对过往之事记忆尤为精细，闲暇之余，叼着旱烟袋叨叨磨磨讲几十年甚至百年前的家史村事，可惜儿时的我懵懂无知不晓世事，没能够从祖父丰厚多彩的记忆宝库中，挖掘传承我白氏家族的祖上史实、村里的历史变迁以及极多的趣闻轶事，许多珍贵的历史事实永远让祖父带去，至今，我深深遗憾和自责，那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啊！

公社化时期，祖父凭借个人威望和农事的能力经验，在三队担任副队长和保管的职务，相对要清闲一些，没有过分辛劳地在集体里受苦。

七十年代初期，彦如叔（三寿祖父长子）在阳泉四矿开解放牌五吨大卡车，每当因公事路过温源村时，就要顺便拐进村里，看看父母亲人。祖父就热情地招呼村民，几乎是沿着南街高声广播，若想进城就来坐车。

邻居的汉子们来帮忙摇车发动，药守明的父亲在摇车前先大喊三声，等到手握铁拐摇把用劲想转动时，气力已衰，闪在地上。祖父就往手心里啐上几口唾沫，拿起摇把用力摇了三四圈（摇汽车是讲究一种巧劲的），马达声轰隆隆响起，汽车排烟筒（其实是消音器）的黑烟随之急速喷出，在汽油味的扩散中，祖父自豪地将摇把交给了彦如叔。那一刻，我觉得祖父简直就是《水浒》中倒拔垂柳的力大无比的鲁提辖。

那时，村民抽的旱烟袋，要不停地往烟袋锅里装烟点烟，火柴二分钱一盒，虽说不贵，但装在口袋里容易揉碎，自然就产生了灌汽油的火石打火机，那是汉子们时髦的随身物品，祖父就用酒瓶从汽车油箱用塑料管吸出汽油，无偿供大家使用。每每想起祖父抽着旱烟袋，看着邻居汉子们小心翼翼的把汽油缓缓倒入打火机中，当汽油浸满棉花，祖父把烟袋锅朝脚底磕上几下，把烟屎抿踩于地，然后用小纸卷塞好瓶口，放于大瓮旮旯里。近日回村，看见年逾古稀的父亲拿着一个宽宽的两用打火机点烟，不由的又忆起70年代汉子们手中的汽油火石打火机。

祖父就是这样一个睦邻善友、热情大道的人，记得云如叔从阳泉带回了温源村的第一台压饼鏊，几乎传遍了整个村子，姐姐经常给我们压饼，有时放糖精的甜压饼，大多是撒上麻子的咸压饼。那个时代，吃惯了窝窝头，隔三差五吃着咸香酥脆的压饼，真可谓咱老百姓呀真呀么真高兴！

六七十年代，解放军经常要到全国各地野营拉练，温源村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驻扎军队。彦如叔曾是部队的一名战士，祖父作为军属本来就有爱兵的心结，他待兵诚恳，热心招待子弟兵，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战士居住，向战士们问寒问暖，子弟兵感激不已，就给祖父扫院挑水，给祖父留下一些类似虾片的引火的助燃剂，部队灶房剩下的肉菜大米就端来几碗，我们还跟着开了开荤。

祖父是个特以儿女为自豪的父亲，那个时代，村里的孩子们几乎念完小学后，或少数人初中毕业后（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资格念初中，高中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推荐入学），都在生产小队挣工分劳动（开始是半劳力挣六分），如果家里有个在外上班或走工的人，甚或有个当兵的孩子，村里人都会无比艳羡，啧啧称赞。

祖父祖母的生有四男二女，长子彦如叔当兵转业到阳泉四矿开大卡车，次子云如叔招工到阳泉四矿当工人，三子星如叔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赤脚医生（八十年代初也招工到阳泉四矿），四子天如叔和我同龄正上小学，长女如香大姑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玉廷大姑父在河南焦作当兵还是连级干部，次女改香小姑嫁给五台人文章姑父，小姑父在阳泉四矿当工人。祖父的六个孩子，三子一女两婿都有工作，这在当时是非常风光的事情，叔叔姑姑们经常从外地给他捎回吃食，祖父手里攥着那时少见的饼干，吃着饼干，走在大街上，引来许多羡慕的眼光。别人问起饼干的来历，祖父欣慰地告知一二。

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哥结婚时，家里经济拮据，捉襟见肘，父母亲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热心的祖父对母亲说：“小金兰，不要发愁，我去问俺孩们给你挑借。”六十多岁的祖父自告奋勇，坐着颠簸不已的客车，跑榆次下阳泉，问叔叔们姑姑们借钱，帮助大哥娶了媳妇，解了燃眉之急，祖父对我家此等大恩大德，一生难以忘怀。

祖父身强体壮，吃苦舍力。1984年我家盖房子时，年过花甲之龄的祖父，和青年人一起夯根基抬石头，丝毫不输于年轻后生。

祖父喜欢红火热闹，爱看戏，看露天电影，早早就去占座位。尤其爱打扑克（当时不兴打麻将），流行的是五十K、升级之类，有一年正月十四和父母亲，在我家前头院北房打扑克打了一个通宵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八十年代后，祖父每天晚上，到我家看电视，有时候就坐在椅子上丢盹打瞌睡，总要看到晚安两字的出现，他才回家。祖父曾开玩笑说：以后要是去世了，最大的痛苦是不能看电视了。至今思来，倍感伤怀，悲从中来。

祖父晚年患有重疾，叔叔姑姑们多方医治，秉盘下碗，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床前服侍，极尽孝道，1990年去世，终年72岁。

祖父的一生虽不轰轰烈烈，未曾建立赫赫功绩，但在我的心目中，祖父是白氏家族中出类拔萃的英雄，他老人家能文能武、耿直仗义、古道热肠、灵活机变等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晚生后辈景仰学习。

三寿祖母刘氏小妮（1926—1979），享年54岁。记忆中的祖母（我们称“里头奶奶”）就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妇（实际还不到五十岁），经常坐在西房炕沿上，弓着身子咳嗽，或捶着后背。那时，祖母个子修长，脸如满月，白白净净，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

祖母是南庄人，其父是财主，她出生三天后丧母，成为孤苦哀子，万般无奈，其父把祖母送到后峪村，交给其舅母抚育成人，和旺保老舅成为一奶同胞。

祖母16岁嫁给祖父，17岁生下彦如叔，后陆续生下五个孩子。祖母一生勤劳，手脚不停地做营生，勤俭持家，极爱整洁，被子衣物清洗的干净如新，破的衣裤用补丁缝补的针脚细密，很是美观。祖母说话细声绵语，善良诚恳，和蔼宽厚，看人很亲，称呼所有的晚辈都是“小孩长、小孩短”。祖母因积劳成疾，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所限制，抛夫弃子，英年早逝，年仅54岁。

那时四叔天如还是13岁的小孩子，正在艺校上学，失去了伟大的母爱，成为哀怜之子，当时四叔悲天动地的哭声，一直震撼撞击着我幼小的心灵。如今，不惑之年的我依然享受着父母的关爱，真真切切体会到同龄人四叔的丧母之痛。

后记：

1966年，四叔天如农历八月初八出生，我相隔四十天后来到人世，一条黄狗也同时出生。幼时的四叔和我，常常骑在狗身上玩耍，从前头院驮到里头院，黄狗的脾气温和，从不咬人或嚎叫。四叔胆小，一到天黑不敢回里头院，我要是生气不送他，黄狗自然就派上用场了。偶尔我们在黄狗厚厚的绒毛里找出狗虱子，放在小瓶子里观赏半天。

1973年的一天，八岁的老黄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前几天就看见老黄狗痴呆不吃不喝，终于自己走到村外的地边倒地而亡。

这一年，我开始念小学一年级。

人事代谢，万物皆然，三寿祖父祖母已安详地长眠大地，分别作古23年和34年；人生无常，命运莫测，祖父的长子彦如叔和三子星如叔，在2013年的冬天，兄弟两人竟然仅仅间隔42天相继辞世，特别是星如叔，正值壮年，一辈艰难，儿未成家，却抛妻弃子，独赴黄泉，怎不令人万分哀恸！

特为兹文，以此深切怀念所有逝去的挚爱亲人！

白瑞宏记于2013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