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制度的重构和创新，需要先秦诸子吗？

中国文化、制度的重构和创新，需要先秦诸子吗？

讨论先秦诸子之前，先说说知识原创的重要性。

原创性知识，是最早提出某种思想，某种概念。然后，其他人在它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原创，一般来说，都是粗糙的，不完善的。但它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问题，指明了方向。爱因斯坦曾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知道，方向比努力重要。方向错了，你的努力，你的聪明，全部化为乌有。有时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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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工学博士，更理解原创的重要性。中国人很多时候不重视原创。一旦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出成绩，还沾沾自喜地对原创说，看，我比你做得好，做得漂亮。也因此，美国人在与中国谈判贸易时，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我们现在也认识到原创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最高法最近增加了一个知识产权庭。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方向的重要性。

王安公司，八十年代美国知名的小型机公司，由华人王安创建。由于对技术的发展看错了方向，最后倒闭。美国的IBM公司，曾提出了一种PC机的更好的总线结构，微通道结构。IBM公司不开放该项技术，希望通过技术垄断，打败对手。事实证明，该商业策略是错误的。结果是，IBM公司的PC机业务被对手打败。这些技术也好，商业策略也罢，一旦方向错了。结果都一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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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任正非说，华为不轻易提原创。为什么，太难。任正非还说，华为到了无人区。什么是无人区，那是没人领路，没有方向的区域。一旦方向错误，并不仅仅是事倍功半，更有可能导致彻底的失败。

先秦时期，大概是世界文化的原创期。

其间，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先知一类的睿智人物。中国一般认为，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先秦诸子中的一员。西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或古希腊“三杰”，印度有佛陀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但其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留存下来的是极少数。这些能流传到现在的学说也好，思想也罢，正好能说明其智慧的创新性、先进性、远见性。

我们知道，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很好地说明了古人的睿智。

中国哲学一般分为五个阶段，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高峰。然而，先秦诸子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尚未解决。比如“格物致知”四个字，是宋明理学八百年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否已有结论，可能还属未知。当然，还有《周易》、《老子》等等。这些说明，先秦诸子的学说，还很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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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思想，现代是否还有应用价值？

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有两点最不适用现代社会：

一是宗法家族观念。二是对科学技术的轻视。

说到中国人的宗法家族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缺少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那种博爱精神，“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中国人以儒家最为考究的人伦为基础的社会差序格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说。

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先秦诸子中的墨子，就知道，墨子的兼爱精神，一点不比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精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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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与现代科技不相适应。然而，当西方社会还在中世纪的黑暗里摸索，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很发达，英国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其赞不绝口。当然，李氏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技。对此，本人有两点看法：

一是，这与中国官方采用朱熹哲学很有关系。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将人的创新精神全部扼杀。从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开始，朱熹哲学一直是中国官方哲学。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说：“儒家注重修身，理学更是注重自省。所谓慎独的功夫，即是要求内心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与反抗。”朱熹的哲学思想，严重妨碍了中国人的原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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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汉代以后，独尊儒术，先秦其他诸子的学说被忽视了。比如墨子，它研究战争、名学（逻辑学）、科技等，可惜的是，在汉代，差点被消灭了。如果不是汉代末年道教的兴起，墨家的书籍被收到《道藏》中，我们今天可能就见不到《墨子》了。

现在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审视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帮助中国文化、制度的重构和创新。

由此可见，先秦诸子的学说，在现代的中国，还是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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