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症结所在：名声变坏和招牌被砸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一百七十二）：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以有礼。

在北洋史上，军阀一词的形象，已然颠覆。毕竟中国传统语汇中，并无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至迟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现“军阀”一词，却另有所指。在古代“军阀”是一个复合词，“阀”为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立在门外的柱子，是自我标榜功勋之举的物品，“军阀”则用来指代自序军功的人家，词性平正。而在北洋史上贬义的“军阀”一词，可能舶来于日本，毕竟幕府时代的日军，绝对是地地道道的军阀混战。徐勤也曾指出，军阀一词，是梁启超从日文翻译而来。北洋初立的前七年，就连“武夫”、“藩镇”一类，带有贬斥意味的用语，亦较为少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武人”、“督军”一类的中性概念。

但是“军阀”的定义，与判断一个武夫是否“军阀”的标准，却十分模糊。柯白曾以四川军阀刘湘为例，指出：“刘湘和追随他的军人是‘军阀’吗？ 刘湘自己当然绝不会承认他是。”也就是说军阀断然不会自我认知，通常定义军阀时所说的“持械烧杀掳掠者”。毕竟在军阀混战之中，“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认知，也是大有人在。然而随着“军阀应指称，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实力，发动战争的任何人”。北洋军阀的名声，注定变坏。而在南北之争中，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统”这块招牌更成问题。“北洋”曾是晚清宦海以及改朝换代后，一面有影响力的招牌，所谓“北洋为世所重”可以证此。

其后，经过北洋军阀三番五次的内耗及裂变，曾经响亮的“北洋”招牌已被彻底砸毁。民国十一年，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际，杨荫杭曾言：“北洋正统在今日已不是让人敬畏的名词，而已败落成诋毁性的‘丑语’。”他对此作了论证：“清末就有北洋正统，却未能拯救清之覆亡。项城作为北洋首领，却走上注定失败的闹剧。以后的直皖、直奉战争，皆标榜‘北洋正统’者相互厮杀的‘丑剧’。”杨荫杭因此断言：“今日果能觉悟，自当绝口不谈‘北洋’二字，一洗北洋之余臭，乃可与民更始，若犹以‘北洋’二字为号召，国人将掩耳而走矣。”就连陈叔通都说吴佩孚的“根本谬误，即在‘北洋正统’四字”。

虽然旁观者也未必清醒，但作为依附于北洋团体的黎元洪，马国文致函有“必亡于北洋派”之言。可见“北洋正统”的招牌，早已碎了一地，已是明日黄花，光鲜不再。对此，北方并无觉悟，这也是北洋军阀的症结所在。面对名声变坏和招牌被砸，北洋军阀仍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每自称“我们北洋派”。北洋之招牌，在北洋军阀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内部也有“嫡庶之分”。吴佩孚自认承袭冯国璋、曹锟衣钵，“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

此外，因各路人马的新陈代谢，“少壮军人”或军阀新秀崛起，其思想行事与其前辈明显不同，“军阀”内部出现新、旧分野，故有“旧军阀”及“新军阀”之说，毕竟军阀之元老，更多的还是军人本色，同时夹杂着士大夫残影，还怀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初心，而新崛起的军阀，演绎的多是“有兵即是草头王”。也就是为何皖系军阀战败后，没有一兵一卒的段祺瑞，可以数度重回中枢，在奉系军阀何柱国看来，原因在于“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哪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这也是北洋军阀症结之外，难得可贵的一种体面。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