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书信》（1966—1976）

《八月书信》（1966—1976）

《八月书信》（1966—1976）

八月书信（1）

1966年8月，我天天到小学传达室窗口张望，等着中学录取通知书。上个月参加了升学考试，这期间，有的同学接到通知，被要求重报志愿，限定了选择范围，说明他们的成绩低，无法被所填志愿的学校录取。我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说明我能够被志愿中的中学录取，我的三个志愿依次是五中、三中和十七中。（一等四年，到了1970年十七岁了就近划片分到一中。）

  那时南城区的小学老师们集中到山西大学附中，全日制搞运动。某日，传达室马大爷递给我一封信，上海寄来的，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寄信，但拆开令人扫兴，是《少年文艺》杂志编辑部的退稿信。“你的来稿未被采用，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母亲每天下班后参加运动，深夜才回家，我已熟睡。母亲给我们洗衣服，发现兜里有这封信。她把我摇醒，盘问我投稿的内容是什么？我回答，那是五月份写的批判三家村的诗歌。母亲严厉训斥，不许给任何报刊写任何稿子。她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你呀你呀！不知道有多危险！”

  我那时挺羡慕别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文化，没有这么多管束。他们的父母不是干部是工人，下班不用参加运动，能回家给他们做饭。

  我们家书信往来多，宿舍大院传达室的邮栏上经常有我家的信，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有一封，而且每封信都是厚厚的，亲戚们大都是读书人，一两页信纸写不完。

  但是那年从春节后，便无书信，直到八月，整整半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父母没有写信，是因为很难叙述在运动中的处境，母亲的大字报共计二十三张。到了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其中有段话特别引起父母的注意，“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看到这话，似乎松了口气。然而，红八月的疯狂中受虐的却不是当权派，绝大多数是入了另册的无权者。父母想等运动后期有个结果再给亲戚们写信通报，和当时好多人一样，估计年底运动就差不多了。

    母亲的二十三张大字报挂在单位食堂，我悄悄溜进去仔细看过，内容记得，签名也还大都记得。我甚至爬上一个办公室的窗台，偷看书写母亲大字报的情景。那位执笔抄写的年轻人二十年后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喝酒时也共同回忆过运动初期的点点滴滴，他始终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写大字报那事。酒过数巡，他对母亲当年的委屈忿忿不平，我笑咪咪地继续喝酒。

  亲戚们没有来信，也是这个原因，难以预后，看看再说。

    还有的是因为红八月中已失去自由，一个做大学教师的叔叔就是这样的。他平时和同事们聊天，说陈独秀抗战期间流落四川江津，经常去县图书馆看书，我爷爷那时是图书馆馆长。运动来了，叔叔失去人身自由，被逼交代爷爷和陈独秀的关系。叔叔解释，这是读者和馆长的关系，没有更深的交往。运动操手们不甘心这样的交代。多年后，婶婶对我哭诉了那年八月，别说给远方的亲人写信了，就是妻子儿女也见不到。

  月底某日下午，一墙之隔的厂区里口号声此起彼伏，听不清喊的什么？但听得出是在开批斗大会。厂区分东西两部，中间有天桥连接，桥下是家属大院。批斗大会结束后，把头带高帽子胸挂大纸牌的“牛鬼蛇神”押到天桥上示众，桥下孩子们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辱骂“牛鬼蛇神”。我在桥下忧心忡忡，生怕把母亲也押上来。还好，没有。

  这时一个孩子替我从传达室捎回一封信，四川姨夫寄来的。我拆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姨妈难产，险些丧命。

  远远看到母亲回来，我迎上去递给她信，却发现她眼角有明显泪痕，她还没有看信啊！哭什么呢？母亲拉了我回家，关上门又哭。她告诉我，刚才她也被揪到台上陪斗了，还好，没有带高帽子。

  看完姨夫的信，又抹了一把泪，还好，姨妈姨夫运动中没事儿。

  母亲做完晚饭，又要去厂里参加运动，临走对我说，今晚去了万一回不来，要照顾好两个弟弟，厨房的炉灶要看好，别引发着火。

  父亲在外地工程上，八月份没有信来，也不知那里运动怎么样了？

八月书信（2）

1967年的八月，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信，是小学要好的同学写的。他语文成绩很差，字写的歪歪扭扭，别字不少，多有不通顺处，但他坚持吃力地叙述尽量多的事情，我吃力地看完。信中说，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工总司是掌权派，最近武斗挺多的。副食供应虽然比以前差，但比山西好的多，买鱼不要票。糖果也不是凭票供应，承诺年底回太原给我带大白兔软糖。

我给他回了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告诉他，太原还在停课闹革命，什么时候复课没有消息，还能不能上学都是问题，不要急于回来，上海生活好。尽量如实生动地描写我听到的重机厂红旗和东野武斗打死人的传闻。（这是邻居亲戚的孩子告诉我的，他们是重机子弟，为避战乱，被家长送到我们宿舍大院） 也写了目睹并州路上决死纵队战车开赴平遥为陈永贵这一派助战的壮观场面。信没写完，院里的孩子们呼喊“打起来了”。

原来卷烟厂两派发生武斗，太铁一中红一方面军赶来参战，我们冒雨观战。厂里造反派中有位著名武术世家的传人，身手不凡，把对立面及援军的人打得屁滚尿流。67年八月，还不到动枪动炮的时候，武艺高强，肉搏便居优势。我们大饱眼福。回家立刻把这精彩的一幕写到信里。

这个八月，家书抵万金，因为四川已经烽火连三月了。那里的武斗要比太原、上海惨烈的多。姨妈来信谈到供应紧张，食油短缺。信中称“看来又要过六零年那样的困难生活了”。母亲托人买了猪板油膘，熬制成油液，灌装白铁桶，请车间师傅焊死，寄往天府之国。

看到姨妈的信，我眼睛一亮，暗生一计。悄悄记下姨妈的邮址，给姨夫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寄些无线电元件来。那个年月，许多少年痴迷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在其中。但商品短缺，好多元件买不到。我想起姨夫是军工专家，业余时间也搞无线电。不出这个月，姨夫寄来一大包无线电元件，并在回信里逐一解答了我在安装中的疑难问题。姨夫给我回信的同时，也给我父亲写了信，提请父亲注意我对山西文革形势有了不必要的关注甚至有了倾向。父亲看后责问我，除了索要无线电元件还写了些什么？我只得如实承认，信中还写了山西文革形势。父亲对我严加训诫，“毛孩子懂什么？你要真懂了，就不写了！”

父亲和姨夫是我所了解的国人中仅有的两个在政治挂帅时代却不问政治的人，不问不等于不思考，他俩思考的深度一般人达不到。他们一门心思做学问，是真正懂政治的人。大乱之后，父亲是业绩斐然的建筑师，姨夫是功可傲世的鱼雷专家，除了他俩的天才，与他俩的乱世清醒也有极大关系。

有种说法，看似挺得理。“氢弹卫星不是文革时代成功的吗？”对此，姨夫早已作答，正因为从事这些尖端技术的部门不受文革冲击，研究人员不投身运动，才有别于其它领域，获得成功。他本人就是例证。1967年八月来信，分明不屑于还在巅峰状态的运动。

八月书信（3）

1967年8月的书信，还有一封来信寄自广州，是我四姨写来的。

四姨那时才二十出头，小学毕业时成绩优秀，却没再上中学，家境困难可能不是原因，我们家世代书香，无论如何也不会不念书的。必是另有隐情，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个恰当机缘问个究竟，生怕伤了四姨的心。

66年秋冬，我是在江津农村度过的。一次跟着四姨来回四十里山路挑煤，她挑四十斤担，我挑二十斤担。翻过几道陡峭山路，四姨心疼我，从我煤筐里倒过去大约十斤煤。担子轻了，我有精神与同行的山寨娃儿聊天。那些娃儿们很羡慕我去过好多大城市，问我咱们中国哪个城市最漂亮？我说重庆，四姨挑着重担直摇头，“你们都不晓得，最漂亮的是广州。”她只去过百里外的重庆，怎么会知道广州？大概是听人说的。

没想到第二年夏天，四姨去了广州。因为那时的四川农村太贫困了，四姨跑到广州给一部队干部家庭当保姆带小孩，人家承诺日后设法给她解决工作。

八月里，四姨写信来，说是当保姆比做农活轻松，让母亲不要担心。信文中有一段是给我的，让我要懂事点，不要惹事生非。信封内夹几张军用布票和当时最时尚的解放军指战员佩戴的领袖像章，金色五星形状，中间是头像，下方挂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语录牌。这种像章拿到五一广场东侧那个交易市场，至少可以换五个普通像章。

母亲把信纸摊平在桌子上，让我仔细看，“四姨是小学毕业，你也是小学毕业，看看四姨的字多工整，你的字趴脚趴爪的。”

我在看，心想四姨不是说广州漂亮吗？怎么信里一字未提呢？

在广州农转非就业谈何容易？那部队干部是想稳定她的情绪，精心给他家看好孩子。四姨看出就业无望，便辞去保姆那活，回乡了。临走来信告知母亲，信尾落款“苦妹”。

说来灵异，四姨赞美喜欢广州，几十年后，表妹表弟都争气读出书来，落脚广州，不断发展。可惜她花甲早逝，不能享受漂亮的广州。噩耗传来，我脑中再度浮现往事，挑着煤筐赞美广州，抱着主人家孩子漫步羊城，最后回忆定格在那信纸末尾“苦妹”。

八月书信（4）

1968年8月，四川南充的叔叔来信，详细介绍了四川、南充的运动形势，随信附来各派铅印油印的小报，证实了四川为全国武斗惨烈之最。最让父亲忧心的是，去年武斗中被打出南充的对立派组织，近一年后，在成都积蓄武装，扬言要反扑，“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南充街头在加固工事，“誓死保卫革命路线”，一场血战在即。

多年后，重庆的叔叔给我讲，那一年，重庆“八一五”盘踞的市区被“反到底”密集的炮火攻克后，“反到底”队伍举行盛大入城式，本派的市民夹道欢呼，竟然不伦不类地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对战俘的折磨虐待令人发指，这是派仗，没有国际红十字会来监督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也压根不晓得啥子日内瓦？

由此可以想像，战云密布下的南充叔叔一家是何等惊恐。

父亲回信写到深夜，不许我看。五年后，婶婶陪我在嘉陵江边散步，详尽地复述了父亲那封信的内容。

信的第一部分内容，简介山西文革形势，武斗升级，其它地市打得激烈，伤亡不少，但没有达到四川武斗横尸满街的程度。省城太原时有枪炮声，全市性的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发生，但不能保证不会爆发。

那年的情况我没有忘记。大概也是在八月某夜，附近一声巨响，宿舍大院乘凉的人们判断是手榴弹爆炸，而且爆炸点就在厂区。胆子大的职工们循声而去，两派职工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随即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一壮汉掐住一老工人的脖子，另一青工扑上去解救，抡起棍棒将那壮汉击倒，躺在地上双手捂头哎呀乱叫。我看着解恨，倒不是有派性倾向，是因为那壮汉文革初期抄过我家。他抄出父亲的篆刻，认为是四旧，母亲解释，那是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他颇不自在。

信的第二部分，是分析文革局势。父亲认为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两年来证明是在走一步看一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尚不明了。从上个月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派驻工人宣传队这个做法看，造反派特别是学生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完成了，群众组织该收场了。

信的第三部分，父亲强调，知识分子万不可忘乎所以，民主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再三嘱咐叔叔婶婶，越是在这个年代越要想方设法精通专业，不能成为社会可有可无的人，这才是前途出路。

日暮嘉陵，江流无声。婶婶颔首感叹，说“你爸爸没白读那么多书，没白经历那么多磨难，把个世道看清楚了。”

叔叔是数学教授，婶婶文革前是俄语教师，文革中从头改学英语，文革后他俩都是当地业务尖子。父亲那封信在关键时候起了多大作用，我也不好估价，形容为一剂清醒药还是恰当的。

婶婶回忆完，我很想看看那封信，叔叔说，你爸爸在信的末尾写道：“阅后即毁，勿存」。

八月书信（5）

1969年8月，二舅从新疆来信，寄自叶城，也可能是墨玉、和田，记忆不太确切。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二舅远赴新疆打工谋生，频临绝境时，天不灭他，寻得一机会，干上了公路桥梁工人，一开始是在阿克苏，继而喀什、叶城…, 环着塔里木盆地，在南疆筑路半生。

我那时还没有见过二舅，听家乡人说，他一身才艺，田间休息时，还执根竹枝在地头练字。这类人物，岂肯躬耕？哪怕有一丝希望出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看到信封上潇洒的字迹，母亲不无得意地对父亲夸耀，“都快赶上你了，比家里那些大学生们写的好！”我则看清地址，打开地图册，翻开新疆那一页，找到新地址，用笔做标记。这时，二舅的轨迹已经沿着塔里木大沙漠边缘三分之一了。

二舅信中不无担心，他原以为山西文革形势相对平静，上个月中央文革发布7.23布告，全国各省市革委会相继给山西革委发来声援电，他才知道山西还在乱，还在武斗。

上一年，1968年8月，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后，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年底，各大城市中学生上山下乡。特别是九大以后，群众组织散了，武斗消停了。唯有山西不合节拍，还在闹腾。就在二舅八月来信的前几日，解放军包围了盘踞在并州路煤矿招待所大楼的武斗据点，四周高大建筑上驾着机枪，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抛洒传单，严令武斗人员缴械投降。我们躲在对面塑料厂围墙后面，猫着腰探头观看。我当时特别想据点里的武斗分子顽抗，那就有机会看解放军强攻据点了。武斗分子没那么胆大，他们缴械了，被战士押解着出来，一路用枪托揍他们。我暗暗称快，几个月前这帮武斗分子光天化日之下，抢了我一个小学女同学的自行车。

回忆到此，想起某微信群有人发帖，称那个年代人心安定，大概不是同龄人，不知道这些往事。

二舅此时来信，表达了他的关心和担心。但是，对新疆文革却不置一词，只谈工作和生活。

那年八月，新沙皇在新疆制造武装冲突，电台报纸都报道了我们政府谴责的消息，却不见了下文。二舅信中也一点也没说，当然冲突地点在北疆，他在南疆荒漠桥梁工地，不会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在信上说。（几十年后才知道，那一仗是苏军为了报复珍宝岛失利，我们是吃了大亏，采取了克制的。）

令我十分不解的是，二舅居然在信中勉励我们这些外甥在文革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等我长大了，才明白，这是写给邮检同志看的。

那个年代，专业和业余邮件检查人员不在少数。我们大院传达室那个邮递栏就发生过私人信件被私拆的，我所知道的是非组织行为。几个青工偷拆别人的情书，手法也简单，用水泡湿信封接缝处，用薄刀片轻轻拨开。事后，喜滋滋地传播内容。和那时的行文格式一样，情书的第一句也是“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不过，末尾残存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吻你”。至于有组织的邮检行为是否发生过？不详。

我的朋友中有接近这项专业工作的，我欲问其详，他笑而不答。

八月书信（6）

1970年8月，我收到了朋友从京原铁路建设工地寄来的信。那一年春天，太原招募了一大批待分配的66、67、68届中学和部分66、67届小学毕业生，组成铁路建设兵团，河西、南北城区共三个团开赴繁峙县，建设北京至原平的铁路。我们那个大院去了一大帮。

我家里不让我去，父亲说能念书还是念书吧。于是上了初中，正常情况下，这个年龄应该是上高中的，小学毕业都四年了。那么大个子上初一，跟退班猴似的。

我常给他们去信，说说挖防空洞的工程进展，谈谈复映电影《铁道卫士》《英雄儿女》《奇袭》的观后感，告诉他们五一广场反复播放兵团（造反兵团，不是铁建兵团）司令刘灏的检查，…。

铁建战士回信说他们那个连在大营镇，任务是挖土运土夯路基，完全是人工。

一个清早，我们院里四个孩子爬上给铁建运蔬菜的大卡车，一路高原绿野，晋北风光。下午跟他们见了面，自是一番惊喜。我被铁建工地的劳动场面惊呆了，他们一个个黝黑的皮肤，哼着低沉的号子，汗水顺着暴凸的青筋滴下。连长或指导员都是由各派出所干部担任，他们拉着脸在工地来回巡查，不断厉声呵斥铁建战士。我低声说：“这他妈的像劳改队！”朋友们赶紧“嘘”一声。

滹沱河从大营镇旁流过，风景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河边树林里有不少池塘。我们搬起大土块投向池塘，惊的青蛙窜出，被我们在岸上围捕。当晚，铁建朋友们收工回来，闻到食堂弥漫着酱油烹制的青蛙肉香，一拥而上。

离开时，我们挎包里塞满了铁建战士的家信。有个战士接到家书，知母亲生病，想搭乘我们的卡车回家探母，被指导员喝下，蹲在车旁大哭。司机师傅看了心软，帮着说情，“让他上车吧！”指导员还是那两个字“不行！”。那个战士和我并不认识，可我也想哭。，

八月书信（7）

回忆那十年中八月书信，是为了截取那些流逝岁月的横断面，不做评论地折射那个时代。不料走笔至此，写到1971年8月，竟然卡了壳，想不起那个八月的书信了。

舞文弄墨的人喜欢把故事多发的年头称作多事之秋，文革十年中的哪一年不是多事之秋呢？1971年虽然群众组织解散了，武斗也平息了，人们知道，不过是军宣队支压的结果，派性仇恨并没有根除，但毕竟社会平静了许多。

三月，省党代会召开，停了五年的党团组织恢复活动了。

四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总理亲自接见，观看比赛。那天下午，知道消息的人到处找电视看实况转播。

六月，我帮一同学家盖房子，听几个泥瓦匠侃小道消息，说尼克松要来，主席同意了。我以为是谣言，一边搬砖一边笑话他们。

七月，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打前站。我天天到学校传达室看当日的《参考消息》，外电形容这对台湾来说是“令人昏倒的打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访台，外电称“最难风雨故人来”。这些语言是揶揄，也精彩，所以一直留在记忆中。当时有个疑问产生了四十五年，至今还是个疑问。这么重大的事件，主席、总理、尼克松、基辛格瞒过了全世界，怎么被太原城桥东街平民窟几个泥瓦匠预先知道的？

八月，学校放假，那时上了高中。到迎泽公园湖边背英语，湖边一垂钓者观之生疑，这个时候还有人学外语？

九月，大事来了。我们一无所知，还在祝身体健康。三十日晚，国庆招待会的主持人竟然不是总理，是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我们觉得异常。

十月，一位家住民航宿舍的同学周日下午返校，把我拉进宿舍，关好门窗，神秘地告诉我，“林彪死了！”我的天！窗外刮大风，树影在玻璃上晃着。我回家悄悄告诉父亲，父亲抽了半支烟，掐灭，对我说，“你到五十岁也未必懂政治”。那年我十八，自以为成人了。母亲却笑嘻嘻的，对父亲说，“怎么样？我早说过他没个帝王相嘛！”

过了几天，传达了文件，确实了林仓皇出逃，葬身温都尔汗。传达文件时，是在教室听有线广播，要求关好门窗，不要让校领导的念文件的声音传出去。我们想，都传达到学生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想归想，不敢多言。

我曾与几位同事同游庐山，到了仙人洞，我指着那里告诉他们，九一三后的文件附录里有林的死党在这里的集体照。一位同事可怜兮兮地说，那年他十二岁，传达文件时，老师叫他出去，因为他家是富农成份。

十一月，我们去工厂学工，这是落实“五七”指示。中央为配合批林，要求学唱两首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跟工人们一起唱。《三大纪律》的歌词我没记住，翻开语录本，照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一页唱，不料，歌词和语录不一样，我唱错了，大家以为我故意起哄，其实不是的。

也是为了配合阶级斗争形势，公布了一批社会上犯罪分子的材料，发至各单位学校，组织讨论，提出量刑意见。有的单位当回事儿，有的则应付一下。我们学工的工厂就不太严肃，有的工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是“流放”，车间小会场一阵哄笑。车间主任骂道“起球什么哄？想不想散会了？”

这个月，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乔冠华率团出席联大。我好欣赏乔的外交风度，经常模仿，和男同学握手拥抱。现在中国人也习惯拥抱了，不过，比我们晚了四十多年。特别注意到，联合国会议发言者开讲前都要先说声“主席先生”，以示尊重。几十年后，我做了企业领导，第一次上台为职代会做工资改革方案报告时，突然想起联合国，临时加了句“主席同志”，主持会议的工会主席愣了一下。

十二月，无大事。

这些事都不小，但书信往来中可能不会提及。能想起的八月来信只有一封初中同学的，他在沁源县太岳山区一个国防工厂工作，信中说，山里很寂寞，希望我经常写信。

八月书信（8）

1972年8月，参加暑期劳动，给学校搭建存车棚，休息时在校门口传达室喝水，发现一封来自美国黄石的信，信封上美国英语书写格式和汉语正相反，左上角是寄信人姓名地址，右下角是收信人。我们好奇，传来传去地看。

收信人是一位数学老师，他的儿子是我初中同学。填入学登记表时，家庭成分一栏里，他写的是“华工”。他说过其祖父在南洋做工，他的老家广东台山县几乎家家有海外关系，不算个啥问题。但在文革中的内地太原，就要受到影响，他因此没有戴上红卫兵袖章。

复课后的红卫兵不同于红八月的红卫兵，不造反不打老师，是个先进学生的组织。最初政审要求严，我也没能加入。划入另类的感觉挺难受，父亲看我那沮丧的样子，颇不以为然，与我有过一段辩论。

父：“上学是去学知识的，参加不了就算了。”

我：“参加了本人历史就多一个红点嘛！”

父：“本人历史什么颜色的点也没有最好。”

初中毕业时，我戴上了红袖章。那同学还是没有戴上，一气之下，回广东插了队。我知道他本来愿望是上高中的，文革中，他数理化课程都自修完了。他和我一样，喜欢数理化，也喜欢那个红点。海外关系使他没有那个红点。

这封寄自美国的信想必是他亲戚的，以前绝对不敢寄来，这个时候寄来，说明两个情况，一是虽然仍处文革，但讲点道理了；二是中美虽无外交关系，但邮路开通了。这些变化松动与尼克松二月访华有关。

回想1972年8月的书信，自然就把那一年的事都拂去烟尘，浮现了上来。文革十年，数那一年心情好。年初，传达中央文件，批五七一工程纪要，特别是把林彪当成极左来批，把文革一切过头过火的事都算他头上，顺乎当时民情。教育界大批读书无用论，我们大获其益。老师们把学工学农那些教材撩一边，自编油印教材，弥补了我们初中的不足，与文革前高中课程终于同步。

在上海的小学同学寄来一份《文汇报》剪报，内容是华东师范学院附中学生的大批判文章，怒斥读书无用论是读书做官论的翻版，是极左思潮。对于实用主义的实践，文中反问：“难道我们学习蒸汽机原理还要亲自开火车吗？学习空气流体原理还要亲自驾飞机吗？” 。我感兴趣，在作文里引用了这个反问句，并紧跟着写到“问的好”。那篇作文也是批判读书无用论的，语文老师的批语是“文章写的精干，论点明确，论据有力”。父亲翻看到这篇，大吃一惊，“你和你的老师太胆大了！这不公然与五七指示叫板吗？”担心归担心，父母对老师们这样对人子弟还是感激涕零的。

好景不长，只一年，一进1973年就又转而批林为右了，1972年那些教学后来被批为教育黑线回潮。

八月书信（9）

1973年8月，人们在热议两封信，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御状”信和毛主席给他的回信。我从西安转车去四川绵阳，十八个小时，车厢里拥挤不堪，我席地（板）而坐，周围旅客是出差干部、军人、工人和怀抱婴儿去部队探望丈夫的农村妇女，那时没有专门旅游的。闲聊中，最热烈的话题就是这两封信。

话题的引发是因为一场口角。餐车女列车员挤进车厢卖北京烧饼，稍后，认为多找了一位战士五角钱零钱，战士不承认。

列车员操京腔“你是解放军，应该诚实。”

战士满口川音“我是解放军，没得那么没有觉悟！”

相持不下，列车员打开胸前挎包清点数目，发现确实还没找人家当兵的那五毛钱，一脸尴尬，马上要付清。当兵的赌了气，不要了。车长过来，有旅客起身让座，开了个协调会，道了歉，说服战士收下那五毛钱。

旅客们七嘴八舌指责列车员冤枉解放军，我站起来发表了看法，“解放军同志受了委屈，将心比心，谁能不生气？现在搞清楚了，就别再生气了。列车员出错，错怪解放军，当然不好。但是大家应该看到，人家能主动验查包里的钱，发现错了马上认错。这一点就不容易，谁干活能保证不出差错？人家要是不承认，你们能知道吗？硬是不退钱，你们能把她怎么样？”说得列车员眼圈都红了。众旅客夸我这个年轻人懂道理，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知青。

我告诉他们，我是刚毕业的中学生，但很可能就要当知青了。话题于是转到知青，转到那两封信。当时，车窗外已是黄昏，列车蜿蜒穿行在秦岭。

直到今天，我仍可以一字不落地背诵毛主席的那封回信。有趣的是，四十年后，我从四川回太原，车窗外又是黄昏，进入秦岭。一位在读女研究生旅伴同我讨论社会，女孩子说起腐败愤愤然，不无羡慕地夸她不曾经历的文革时代，我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告诉她，那个时代也有腐败，称之为不正之风，她不肯信。我给她背诵了毛主席的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 你看，主席说的是全国，不是个别地方，而且甚多，也不是个别现象。甚至不是一下就能解决完善的，到了需要统筹解决的地步。”

姑娘望着我那眼神，就像我那年八月在车厢里那样，听四面八方旅客聊知青在农村所遇各种不正之风，眼睛也是惊讶状。

那年八月，我一到绵阳，连发十几封信给四川各处尚未谋面的亲戚。父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北上山西建设，已经和他们分别二十年，派出我这个小使者去问候他们，我三叔的比喻为张骞出使西域。也有发回太原的信，给父母的是报告平安，给同学朋友的是建立联络方法，为插队下乡做准备。

因为给父母的信选用航空，结果反而时间长，父母等的心焦，发电报问询我的行踪。姨夫笑母亲多虑，说他五十年代从重庆到哈尔滨军工学院报到，家里不曾有过担心。那也是八月底，他给考上重庆大学的女同学写了信，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小时候乱翻他的日记，看到他写的诗，“更念梦中人”，表达松花江边思念嘉陵江边的心情。我不懂什么是梦中人，求教母亲，母亲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读他信的女同学就是我姨妈。

那天到邮局发信，阅报栏前挤了一堆人，争看报纸，一睹王洪文在十大做修改党章报告的照片。听到有人议论，“看相貌端正，没有林彪那个奸臣相，这回可是选对了。”“锤子！汪精卫长得更排场，还不是遗臭万年？”（注：锤子，这里是四川脏话，类似北方脏话球。）我暗想，四川人真有嚣张的，太原也有说风凉话的，但不敢在大街上。我胆子小，给同学写信，不敢写这个对话。

我给同学朋友的信除了简介西南风情，派性继续，还是注意正面报道的，特别告诉他们，成都、重庆大街上的公共汽车上喷涂着最高指示手迹“四川大有希望”。

八月把信发出，等不到太原方面的回信，我便继续南下。在江津綦江边上，外婆家附近一个小镇邮电所看到家里、同学朋友的回信。深山里邮电困难，邮递员把收信人姓名写在黑板上，周围山寨的人自己来取。

我从邮递员那里索要信，他一听口音不是乡音，抬头一望，不是熟悉面孔，问明究竟才递给我。

跟别的乡里人就很惯熟了，他手里晃着一封信，那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录取通知书，笑着让收信的青年社员“办招待”（注：请客的意思），那社员答应了，才笑眯眯把信递出来，我斜眼瞅了一下，“重庆大学”，哦，我父亲的母校，嫉妒死我了！

邮电所旁边是个茶馆，四面敞开，我坐在条凳上读信。另一张茶桌围着几个重庆知青，拿着《战地新歌》新一集，扯开喉咙唱《北京颂歌》，“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音准没问题，但“升”的发声不对，应为后鼻音，他们唱成前鼻音了。他们发现我在注视他们，发问：“是知青吗？”我接过他们递来的重庆牌香烟，用不标准的重庆话回答：“快了！马上就是知青了。”

八月书信（10）

1974年的8月，插队务农已近一年，公社组织参观大寨，我去了。

早在十年前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在太原文庙参观了大寨先进事迹，很感动，还写了作文。

1967年8月，陈永贵去平遥表态支持“联络站”，被攻城的“总司”包围在城里。我们看到浩浩荡荡的“决死纵队”从五一广场出发去解救。这就是“八七事件”，武斗惨烈，伤亡五十余人。春秋无义战，谁也不光彩。

三年后，解救他的“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因武斗频频罪孽重，被枪毙了。陈没事儿，有人有非议，但不敢大声议。

我们在虎头山上一览七沟八梁一面坡，为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光辉事迹激动时，正是大寨声望达峰值之际。眼前确实风光无限，巨大的渡槽飞架云端，一排排推土机轰鸣着开山造田，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欣欣向荣画卷展现在面前。我蹲在梯田地头，满满画了一本速写，因此掉队了。

我和大队保管员在满山的参观人群中寻找自己公社大队的，不时驻足观察庄稼长势。长势当然喜人，我不由啧啧赞叹。保管员肩头一耸，“化肥管够上，水管够浇，还能长不好？咱村要有这条件，比这长的还好！”我赶紧捂住他的嘴，“你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到没人处，我问保管，“你看这玉米这么结实，亩产过长江没问题吧？”（达纲要400斤，过黄河600斤，跨长江800斤）他农活经验老到，摸摸刚抽穗的玉米棒子，肯定地说，“最多打六百！”这又是敏感话题，人家宣传上可是过长江的。我不敢再和他多说话了。

这个话题之所以敏感，而且危险，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

文革前，农学院有个教师被抽调去帮助大寨测量土地，计算结果比原报土地面积多，意味着大寨亩产比上报的要低，分母越大分数越小，谁都知道。文革中，这个测量工作被批为砍大寨红旗的严重罪行。

当时我不知道的还有另一件事。这个教师被斗的死去活来，自杀身亡。谁指示了批斗过程，不是本文愿意披露的。教师的儿子后来是我大学同学，我俩看电影《英俊少年》，主人公的父亲蒙冤入狱，他触景生情，流泪不止，对我讲了测量的后续故事。

回到自己村，田间休息时，生产小队长问我大寨人干活累不累？我说在大寨三天没看见他们在哪里干活？有纪律规定，参观路线要避开社员劳动场面。问我生活怎么样？我说问过大寨红小兵，那孩子任你怎么问也不说话。小队长是个成天说凉话的人，他故作严肃地对大家说，“看人家大寨把孩子教育的多好，出去不许瞎球说啊！”

收了工，我在炕桌上给朋友写信叙述大寨见闻，夸他们的战天斗地精神，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乐人树下新农舍的建设。至于那些大寨人不愿意说的事，我一个字都没写。那会儿批林批孔运动正闹得不可开交，万一不慎，这八月书信泄露，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八月书信（11）

1975年8月，我和同村一知青流浪到华山，在千尺幢悬崖壁狭窄的栈道上遇到大雨，淋湿了衣服，兜里火柴受潮划不着了。那时的道教宫观荒没在野草丛中，红卫兵破四旧的标语已斑驳褪色。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走到苍龙岭，雨过天晴，脚下云海翻腾，如入仙境，心情极佳，只是烟瘾难耐。望山下有俩人犹豫不前，想必是担心我们为不善之徒。我们大声喊着要火柴，他俩鼓足勇气上来，彼此互敬烟卷，点燃。互报来路，知是河南开封林场知青，同是江湖沦落人，今成旅伴。

在西峰，我们共进午餐，有我们在西安买的芝麻饼，他们从河南带来的咸菜，那咸菜是花椒水浸泡过的，还滴了香油，味道很不错。见到几位上海新闻图片社的入在拍摄风景照片，他们的照相机高级，我的相机不行，是上海牌折叠式的，120型。他们的午餐也比我们的好，有煮鸡蛋，甚至凤尾鱼罐头。人家看不起我们流浪汉，没啥聊头。共进午餐更不可能了。这是我们在华山上见到的仅有的几个人。

我们和河南知青很投缘，给他们照了好多张像，对他们来说是极其珍贵的，他们没有相机。当然，时政、知青前途、各自所在地趣闻也是话题。

临别时，互道珍重，祝愿早日脱离农村，留了地址。

返回插队村子后，冲洗胶卷，不慎毁了河南知青那卷，沮丧至极。月底，他们等的着急，来了信，问我们是不是还在四海漂泊？盼回信。信里没好意思索要华山照片。我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回信。不久，我被招工，那封信和地址都丢失了。这事儿挺遗憾，广结天下豪杰是一桩快事，可惜未成。

八月书信（12）

1976年8月，这时，离开农村，到北同蒲深山铁道线上里当养路工已经八个月。劳动强度比种地还大，粮食定量每月42斤（粗粮占25%），属重体力劳动者，一般城镇居民定量是28斤。即使这样，还不够吃，因为食油定量每月三两，肚里没油水。工作第一天的感受就是“还不如农村呢”！但给家里的信矢口不谈。

工区一排房子位于两个车站当间，两里外有个山村，本来打算把工区安置在村里，上级怕工人们跟村里坏女人“打吊”（原平土话：男女乱搞”），结果让工区孤悬半山腰。与世隔绝的感觉大概就像俄罗斯“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一样吧？写信读信成了我生命的支撑。我的信最多，邮递员每周来两次，邮包里总有我的信件，所以，他理直气壮地抽我的烟。

那年八月有这么几封信没忘。一位在渤海湾北缘当海军的同学来信，说要回太原探亲，希望能见到我。我星期天加班，凑够两个休息日，回太原与同学重逢，距离离别已经四年。

我们几个同学迎泽湖边漫步，回首同窗，感叹系之。又如当年支农田间休息，结伴裸泳那样，一齐跃入湖中。同学们齐声惊叫，我的体肤如非洲黑人一般，那是干活时日光暴晒的。我告诉他们，你们都看过《卖花姑娘》，影片里养路工的劳作方式与我的工作一模一样。

同学那身水兵服，我穿在身上，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疯狂了一天。次日，我俩在家小酌畅叙别来沧桑，说至时下政局，他压低声音介绍军中对上一年老邓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大力整顿军队的积极反响，对无休止运动的厌恶。我听的入神，心里特别舒服。见面前有个担心，他是军人，党员，对时局的看法能否一致？这时，我放心了。

朋友来信，用只有我俩才能看懂的语言，询问那些清明前后的广场诗抄。太原追查的紧，他怕我这里出事。我回信告他，“你给我的东西保管的挺好，不会放坏的，请放心！”那些诗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他清明时在五一广场抄的，运动被镇压后，他交给我保存。回信没几天，看到每天收工政治学习还在追查，决定销毁。晚上，我悄悄点燃了笔记本，投进炕洞里。突然发现窗上有黑影，喝问是谁？开门一看，是附近村里庄稼巡护员在偷窥。前几天，有工人偷玉米在炕灶大锅里煮，屋顶烟囱冒烟，被查获。今晚这厮以为我也在偷煮玉米。我请他进屋，说想烧点柴火热热炕，炕太潮了。山西北路高寒地带确实这样，夏天也要烧烧炕，不然太阴凉，坏腰。他卷了支小兰花旱烟，问我抽不抽？我摇头，示意自己抽香烟。闲扯了几句淡话，走了。

八月里，工区那几个北京知青收到的来信多，电台里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报道里说“损失极为严重，波及北京、天津”，把他们急坏了，天天盼着北京来信，邮递员还在山下公路上，他们就在山腰上喊“有北京的吗？谁的？”

父亲也来了封信，很简单几行。“遇有重大事情，谨言慎行。”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夏初，我回家时，他告诉我，在单位加班时，看了主席接见外宾的电视报道，看那身体不乐观，估计快了，万一有不测，不知会有什么发生？

（全文完，十年中八月书信回忆只是以一个凡人看时代的角度，如实记叙，未作评议。）

                        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