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海国图志：古希腊的傲慢与偏见》（第六辑），曹明（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译。
曹明，男，（1977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研究领域为西方法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制度史、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代表性论文：“鉴赏的政治解读——阿伦特释康德政治哲学”、“路德与博丹——新教之心灵与凯撒式权力的近代结合”（商务印书馆《法意》），译文“尼采：希腊城邦”（上海人民出版社《海国图志》）、“合法性与解释”（《宪政的哲学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专著《神之下降——西方法权思想的近代嬗变》（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9），译著《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汉娜.阿伦特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0）。
译者按：这篇文章（the Greek State）属尼采遗作，本为拟创作的一部著作之序言，撰于1871年，但此著从未写成，尼采身前有五部著作未完成，都撰写了序言，本文是其中第三篇。译者翻译的底本是英译本，选自利维（Levy）氏编辑的《尼采著作全集》第二卷（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edited by Dr Oscar Levy, vol.2,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Maximilian A Mügg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1,p.1-18.），翻译时参阅了Carol Diethe 的英译本（the Nietzsche Reader, Edited by Keith Ansell Pearson and Duncan Larg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8-94.）。文中注释皆为中译者参阅相关文献添加，原文中斜体字部分在中译文中皆标示为楷体，原文中特意大写以示突出之字眼，在中译文中皆标示为黑体。
我们现代人有两个观念是古希腊人没法比的，[1]我们谈论“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此二者的出现似乎是对这样一个世界的补偿：彻头彻尾地像奴隶一样工作，而与此同时又急切地回避“奴隶”这个字眼。众人皆可怜地为维持一个悲惨的生存处境而担忧；这种糟糕的需求强迫人们投入极具消耗性的劳动中；他（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的智力）被“意志”所诱导，偶然对劳动感到惊异，将之作为某种高贵的东西。然而，为了使得劳动得以要求荣耀的头衔，首先，这一点是必备的：生存本身必须具有更多的尊严和价值，至少比它在时下的严肃哲学和宗教那里看起来的更多一些，说到底劳动只不过是生存的一种痛苦的手段。我们在芸芸众生的劳动必需（labor-need）中能够发现的除了不惜任何代价生存的冲动还能是什么呢，这和一切受阻碍的植物拼命地将其根部延伸过无泥岩石的强大冲动一样！
只有个体才能够从这种糟糕的生存斗争中超拔出来，并且立即被艺术文化的高贵幻象所占据，不然地话，他们将会走向实践悲观主义（practical pessimism），这一点恰对立于自然，为自然所厌恶。和希腊人相比，在现代世界，这种艺术通常只会产生一些畸形和怪物式的东西（centaurs），［2］ 塑造的个体形象只是一堆碎片断片杂乱地连在一起，就像贺拉斯《诗艺》的开篇中所塑造的那个令人惊异的形象一样，［3］ 这样，现代世界生存斗争的贪婪与艺术需求，在同一个人身上同时表现出来：从这种反自然地合并中诞生了一种悖谬性的东西，以便既解释那首要的贪婪，又可以把这种贪婪在艺术需求面前神圣化。因此，我们信仰“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
古希腊人不需要这样的概念幻觉，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是不荣耀的这种观念以令人惊奇的坦率表达出来；还有另外一则智慧的洞见隐藏地更深，也更少表达出来，但几乎活越于各个方面，算是对前一种观念的补充：人生亦是一种可耻且可怜的虚无，是“一个影子的梦”。［4］劳动是不光彩的，因为生存在本质上没有价值；纵然这种生存在艺术幻想的迷人装饰中闪耀着光芒，哪怕看来本身的确有价值，然而，这样的论断依然有效：劳动的确是叫人丢脸的不荣耀的东西，有事实为证：人必须为了赤裸裸的生存延续而斗争，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在现代世界，不是艺术需求型人（the art-needing man），而是奴隶决定着普遍的观念，是奴隶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依其本性必须给所有的先决条件冠以欺骗性的名称。诸如“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这样的幻象，不过是试图掩饰自我的贫穷产物而已。可悲的时代啊！身处其中的奴隶需要能够激发其反思自身并且超越自身的观念。被诅咒的勾引者啊！凭借知识之树的果实摧毁了奴隶的天真状态。现在，奴隶不得不徒劳地藉浅薄的谎言勉强度日，比如所宣称的“所有人的平等权”、或者所谓的“人或者凭借人本身的基本权利”、或者“劳动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具备深刻洞见能力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容易识破的。的确，奴隶不会理解在什么阶段以及什么高度，尊严能够被提及，也就是说，在那一界限之外，个体完全地超越了自身，并且不再需要工作，不再需要为了维持他个体的生存去制作（product）。
而且，即使在“劳动”这个层面，希腊人不时地被一种看来是羞耻的情绪所压倒。在某处，普鲁塔克带有较早时期希腊人的本能说到，没有哪个出身高贵的年轻人在目睹皮萨（Pisa）的宙斯神像时会产生成为菲迪亚斯（Phidias）的渴望，或者注视着阿尔戈斯的赫拉像就想成为泡里克勒特（Polyklet）；并且很少有人希望成为阿克那里翁（Anacreon）、菲勒塔斯（Philetas）或者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那怕他多么地着迷于他们的诗篇。［5］对于希腊人来说，艺术家的工作同样属于不荣耀的劳作，和其它卑贱的技艺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艺术冲动的强迫性力量在他身上被激起，那么他就必须去制作（product），并且投身于这种劳作需求中。就像为人之父赞叹婴孩的美丽和天赋，但想到生殖行为（the act of procreate）时总是带有丢脸似的不快，对此希腊人深以为然。对于美丽事物的愉悦惊奇并没有向他遮蔽其诞生过程，就像自然中的所有“生成（becoming）”，诞生向他展示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一种使其自身存在的冲动。对于生殖过程所表达的羞耻感，需要隐藏起来，哪怕凭借这个过程，人们能够服务于一个胜于维持其个人生存的更高目标，同样的感情也遮掩了伟大艺术作品的诞生，哪怕通过这些行为，一个更高级形式的存在被创造出来，就像创造了新一代人的那一行为。因此，看来羞耻感在人被仅仅作为一个表现意志的工具出现，而非在人被允许将其自身以一种个体的隔离形态来对待时出现。
现在，我们有了这种一般的观念，包含着希腊人对劳动和奴隶身份所怀有的感情。这二者都被他们视为一种必要的耻辱（necessary disgrace），人们对此感到羞耻，耻辱(disgrace)和必要（necessity）同时存在。在这种羞耻感中，隐藏着这种无意识的洞察：真正的目的需要（need）这些条件性要素，但是在这种需要（need）中存在这一种可怕的、斯芬克斯天性（the Sphinx Nature）的食肉动物般的性质，这种天性在对艺术性自由的文化生活（culture-life）的赞美中优美地伸展着她的处子之躯。［6］文化（Culture）, ［7］主要是对艺术的真正需求，建立在一个可怕的基础上：后者是在一种羞耻感的笼罩下表明自身的。为了可以有一个宽广的、深厚的和肥沃的艺术发展的土壤，绝大多数的人必须像奴隶似的服侍极少数人，投身于生存的奋斗中，远远大于他们自身需求所必需的。以此为代价，由于他们劳动的剩余，特权阶层能够从生存的奋斗中解放出来，为的是创造和满足一个新的需求世界。
相应地，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残酷但又响亮的真理：奴隶制是文化的本质；当然，这个真理毫无疑问也赐予生存以绝对价值。这个真相就像秃鹫，吞噬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助长者的肝脏。劳作者的悲惨还得加深，为的是艺术世界的作品（production）对于少数奥林匹亚式的人物成为可能。这里能够发现所有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那里酝酿着的隐秘愤怒的根源，同样也滋生在他们衰弱的后代“自由主义的”白种人那里，不止是反对艺术，而且反对经典古代（classic antiquity）。如果文化真正地奠基于大众的意志之上，如果这里作为法则和个体之障碍的无情权力没有确立统治，那么对文化的轻视，对“精神贫穷”的赞颂，对艺术主张的偶像破坏式灭绝将更甚于被压迫的大众对少数寄生者的反叛；这是拆毁文化根基的怜悯之情的哭喊，是对正义的渴求，对苦难平等化的渴求，将会吞噬掉所有其它的观念。
事实上，零零星星地、不时地都有相当活跃的怜悯之情打开了文化生活（Culture-life）的所有洪水之门；随着基督教的第一道强光升起，怜悯之爱、和平的彩虹出现了，在其影响下诞生了基督教最美丽的果实：圣约翰福音。但是，也有事例表明，存续了长时期的强大宗教使一既定程度的文化丧失活力，并且毫无留情地用镰刀割掉还在顽强地、贪婪地生长着的一切东西。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在每一文化的核心所发现的同等残酷也存在于每一强大宗教的本质中，一般来说也存在于权力的本质中，这一直都是邪恶的；因此，如果一文化伴随着对自由或者至少对正义的呼喊，拆毁宗教信条堆积起来的山一样高的堡垒，幸好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在万物生存（也可以说必须生存）的“悲伤方案”（sorry scheme）中表现出的乃是在其本性深处的原始痛苦和原初悖谬，也必须这样引我们注目——“适应这个尘世的器官”［8］——对生存永无满足地渴望，表现在时间形式中的永恒自我背反，就像生成（becoming）一样。每一时刻吞噬掉前一时刻，每一诞生都是无数存在的死亡；产生（begetting）、生存、谋杀，一切皆同。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宏大的文化比拟为一满身血污的凯旋者，他在凯旋而归时，沦为奴隶的战败者被拴系在他的战车上，仁慈的（beneficent）权力对奴隶一直视若无睹，他们总是被战车的铁轮碾碎，从不曾大声呼叫：“劳动的尊严！”、“人的尊严！”奢侈淫逸的克里奥佩拉文化（Cleopatra-Culture）不断地将最珍贵的珍珠，对奴隶之惨状的同情之泪，滴入她的高脚杯。从现代人的阉割而不是对苦难真正、深刻地悲悯中诞生了时下巨大的社会伤感；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希腊人因他们的奴役（slavedom）而衰亡，那么另外一点就更加确定：我们将因缺少奴隶制（slavery）而衰亡。不论是对于早期基督教还是日耳曼种族来说，奴役都不曾以任何方式显得令人反感，更不用说令人厌恶。思量中世纪农奴（bondman）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令人振奋啊！他们与更高等级之人的关系是内在地强有力的、亲切的，他们的狭隘生存是被围护着的——多么令人振奋啊！——又是多么的可耻啊！
一个人无悲悯之情无以沉思社会中事态的位阶，他已学会将其设想为那些特权文化人士（Culture-men）的持续性痛苦诞生，在为这些人的服务中，其它一切都被吞噬——他不再被不真实的虚幻所蛊惑，而现代人已经将这种幻象扩展至国家的起源和含义中。因为，如果不是确保刚才描述的社会过程得以融合以及延续的工具，国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个体的社会本能虽然很强，但是，只有国家这样的铁钳才能约束大众，使其超越个人之间这样的一种样态：伴随着金字塔式的上层建筑，社会的化学分解注定会发生。国家的目的远远超越了理解，也超越了个体的自我主义，然而，国家的突然强力源于哪里？奴隶，文化中盲目的因子，是如何产生的？希腊人在国家法则方面的本能早已泄露给我们，这种本能即使在他们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完全成熟的时候，也不曾闭口不言，犹如黄钟大吕般掷地有声：“战败者，连同孩子和妻子，生命和财物都属于胜利者”。强力产生原初的正当性，凡是正当的，根子上实际都是专横、抢夺和暴力。
这里，我们又一次地看到，凭借这丝毫不改的残酷无情，为了能够达至社会，自然为她自己锻造了国家这样残暴的工具——也就是具有铁腕手段的征服者，他只不过是前述本能的对象化。随着那种无法限定的伟大和这般征服者的强力，旁观者感觉到，他们仅仅是一个意图的工具，这个意图通过他们揭露自身，但同时又向他们隐藏了自身。较弱势的人群以如此神秘的速度将自身和征服者粘结在一起，并且以一种令人赞叹的方式重塑了自身，就像猛烈的雪崩一样突然膨胀，集中在一粒创造性的内核的魔力之下，达到了至今尚未存在过的一种亲和性，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魔术般的意志从他们中间喷薄而出。
现在，我们看到，战败者几乎不会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寻思国家的可怕起源，因此，历史告诉我们的不过就是这些一连串突发的、暴烈的、血腥的而且至少有些神秘的掠夺：心灵预感到一个不可见的深刻目的，不自觉地皈依到正在创建的国家的魔力之中，精明的计算在这里能够发现的不过是作为附属物的强力而已；热情地将国家设想为为之牺牲的目标、最终目的以及个体的义务，所有这里诉说的就是国家的巨大必然性，如果没有它，自然不可能成功地借助社群完成外表上的、天才映照中的自我救赎。什么样的洞察不曾被国家中的本能性快乐所克服！的确，人们禁不住会认为，一个探求国家起源的人从此以后只能在离起源很远的地方寻求救赎；在哪里人们看到的起源纪念碑不是荒芜的田地、被毁的城市、野蛮的人群，以及民族之间吞噬一切的仇恨！国家，出生低微而且卑贱，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有穷尽的辛劳的根源，但在频繁地循环周期内对人类来说是光照强烈的火炬——而且也是一个承诺，面对它我们都忘却自己；是战场上的呐喊，使人们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对英雄行为的热情，对于盲目和自私的大众来说这也许是最最值得钦佩的对象，大众只有在国家生命的一些绝妙时刻才会在外表中表现出奇特的崇高之情！
就艺术而言，希腊人达到了独一无二的如恒星般的高度，然而，我们不得不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政治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例子如此这般可怕地释放政治激情，如此无条件地牺牲所有其它的利益以便服务于他们的国家本能；如果做个比较，出于相似的理由，最多人们可以冠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相似的荣耀。政治激情如此地充溢于希腊人身上，总是一而再地对自己怒不可遏，牙齿都咬进血肉。这种城邦之间、党派之间的残忍嫉妒，这些小冲突中的凶残贪婪，恶虎式的对被宰杀之敌尸的争夺，简而言之，就是争斗和恐怖的特洛伊场面不断更新，作为一个天真的希腊人，荷马似乎完全被这样的场面吸引住，兴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希腊城邦的这种天真的野蛮主义指向何处呢？在永恒正义的法庭面前它的辩辞是什么呢？城邦狂妄且冷静地站在这个法庭面前，他的手牵引着花朵般绽放的女子：希腊社会。为了如斯的海伦，城邦付出了战争的代价——灰白胡子的法官在这里能够惩罚什么呢？
我们猜测，城邦与艺术、政治需求与艺术创造、沙场与艺术作坊之间有着神秘的关联，凭借这种关联，我们认为国家的含义不过是对社会过程施加强制的铁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然而，如果没有城邦，天然地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拉丁语：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扎根，也不能超越家庭的范围。现在，国家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建立以后，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这种倾向不时地浓缩成为一种战争阴云密布的状态，释放自我的次数虽寥若晨星，但伴随着更加剧烈的雷击和电闪。不过，那种bellum[战争]影响的结果，——这是一种变得越来越内在和压缩的影响，——社会在战争的间隔期被赋予时间发芽、长叶，只要更温暖的时光来临，耀眼的天才之花就会迅速绽放。
面对希腊人的政治世界，我不会掩盖时下的那些现象，于此之中，我相信我察觉到了政治领域极为危险地萎缩，艺术和社会也是同样地危急。如果应该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自出生以来就被置于民族以及国家本能之外，从而他们只在其认为国家和他们的个人利益相符的范围之内尊敬国家，那么他们必然这样来设想最终的政治目标：作为一种可能的伟大政治社群不受干扰的共存，身处其中，他们被允许没有限制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头脑中带着这些观念，他们将尽力推动这样的政策，能够给他们的目的提供最大的安全；而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会违背自己的意图，被或许是一种潜在的本能所引导，为国家旨趣牺牲自己，不可想象是因为他们缺的就是那种本能。国家的所有其他公民都对自然凭借他们身上的国家本能打算做什么并不清楚，他们盲目地追随；只有那些超出这种本能之外的人知道他们想从国家中得到什么，国家会给与他们什么。因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的人将会在国家中赢得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允许将国家作为一个手段来对待，而所有其他人受国家的这些无意识目的支配，他们自身只是达成国家目的的手段。
现在，借助国家中介，为了实现他们自私目的的最高促成，首先，这一点是必要的：国家必须完全从这些不可计数的战争动乱中解放出来，以至于能够被理性的利用；也因此，他们竭尽全力为这样一个状态而奋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为此目的，第一件要做的事乃是压缩并弱化政治分裂主义和政治党争，并且通过建立国家实体的巨大平衡和它们的互相防卫，使得一场挑衅侵略想要达成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本身根本不可能；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定权从一些个别精英人物那里夺取过来，目的是能够更多地诉诸于大众或者是他们的代表的利己主义；为此，他们又需要慢慢地消解国家的君主式本能。他们达成此目的最好是凭借对世俗的自由主义乐观信条进行最广泛的普及，这一信条的根源在法国理性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教义中，也是一种完全非德意志式的、真正新拉丁的、肤浅的、非形而上的哲学（慧田哲学公号下回复数字该题讲座）。在时下流行的国际性运动以及同时存在的普选权的宣传中，我不能无视对战争的恐惧甚于对其他一切的恐惧所造成的影响。的确，在这些运动背后是真正国际性的无国籍的金钱隐士，我无法不把他们看作是真正叫人担心的，他们似乎生来缺乏国家本能，已经学会将政治滥用为通兑的工具，把国家和社会作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的机构。
为了反对所担心的这种国家旨趣向金钱旨趣的偏移，唯一的补救措施是战争以及一而再的战争，在战争的激情中，至少有一点是明显的，国家奠立的基础不是对战争恶魔的恐惧，不是作为仅仅对自利个体提供保护的机构，而是充满对祖国和首领的热爱，它创生了伦理冲动，预示着更高级的天命。如果我由此指明在自私的非国家的金融贵族对革命教条的利用中，时下政治情势危险且典型的特征；如果与此同时，我表明乐观自由主义的广泛普及不过是现代金融事务落入陌生之手（strange hands）的结果；如果我设想所有社会状态的罪恶以及艺术的必然堕落或者是萌芽于这样的根基，或者是和其一起共生，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偶尔祈求我唱一曲战争的颂歌。阿波罗的银弓发出可怕的响声；尽管宛如黑夜降临，［9］但战争依然是阿波罗式的，那升华和净化国家的真正神性。首先，无论如何，就像《伊里亚特》开始部分所说的那样，阿波罗的箭首先飞舞着奔向骡和狗，然后，他向人们发动袭击，到处点起火堆。［10］接着，战争被宣称对国家是必需的，就像奴隶对社会一样，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反省自问，导致希腊的艺术完美无法匹敌的原因是什么，谁能够避免做出这样的论断？
一个人思考过战争以及其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即职业军人，把这和刚刚描述的国家本性联系起来，他不得不认为，通过战争，在职业军人那里，一个模型，甚至或许是国家的原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我们会看到战争倾向的最广泛的影响：混乱的大众立即分解并且分配到各个军事等级，从中诞生了金字塔状的“军事社会”的巨大建筑物，建立在极为宽阔的奴隶根基上。整个运动的无意识目的给每一个体套上枷锁，对这些异质因素进行加工，就像是对他们的性质进行化学转变，一直到他们对这一目的变得喜爱为止。在最高等级中，人们早已洞悉到更多蕴含于内在运作过程之根基中的内容，即军事天才的作品——我们已经对其作为国家奠基者的形象变得熟悉了。就许多城邦说来，比如在斯巴达的莱咔古军事主义制度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体验到国家之奠基性理念、军事天才的作品给人的印象。现在，如果我们想象军事至上国家（the military primal state）的最伟大行动、其正确的“劳作（labor）”，如果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战争的所有技能中，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更正我们的观念，这些观念俯拾即是，比如“人的尊严”以及“劳动的尊严”，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尊严的理念是否也适用于实际上以毁灭有尊严之人为目的的劳动，是否也适用于被委托以“体面的劳动”这样的人？或者是否那些互相矛盾的观念在国家的这种尚武行动中不互相抵消？我很乐意地认为，尚武之人是军事天才的手段，这些人的劳作在同一个天才手里也再次成为工具；某种程度的尊严不是归于那些绝对的人（absolute man）或者非天才（non-genius）的人，而是归于天才的工具——天才的乐趣可能是选择其工具的牺牲，那不过是他的战略棋盘上一个弃子而已——这种尊严也就是被认为值得成为天才的手段。不过，这里的一个例子中所表明的，在最一般意义上也是有效的；每一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连同他的全部行为，只有在其作为那一天才的工具范围内而言才是有尊严的；从中我们可以立刻演绎出这一伦理结论：“人本身”、绝对的人（absolute man）既不拥有尊严，也没有权利和义务；人只有作为一个完全地被决定的存在，服务于无意识的目的，才能解释他的存在。
根据这些看法，柏拉图的理想城邦肯定是比那些他的持久崇拜者们所相信的更伟大的事物，那些带着迷人笑容的优越者就不用提了，我们的受过历史派教育的人优越感十足地拒绝了这样的古典硕果。国家的适宜目的、奥林匹斯神般的存在以及天才之辈的一再孕育和储备——和这些相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只是工具、权宜和促进实现的要素——在这里被诗人般的直觉洞察到，并坚定地刻画出来。柏拉图看穿了那个时代存在的可怕的城邦生命之残损石像（Herma），甚至觉察到在其内部某种神圣的东西。他相信人们能够获取这种神圣的形象，那些被施以无情、野蛮毁损的表皮不属于国家的本质：他政治激情中的全部热情和高贵都倾注于这一信条，倾注于这一渴望——他在这燃烧着的火焰中消逝。在其理想城邦中，他并没有将那一天才的普遍含义而是智慧和知识的才能置于首位，他完全把受到灵感驱使的艺术家从其城邦中排除，这是对艺术的苏格拉底式判断造成的机械后果，这一点是柏拉图违背自己的本性刻意为之的。这一更多是外部的、几近凑巧的缺陷绝不应该阻止我们在柏拉图式城邦的整体概念中洞察到极其伟大的书写方式（hieroglyph），有关一种深奥的、不断被阐释的国家和天才之关联的隐秘教义（esoteric doctrine）。我们认为能够从这一隐秘教义所探测到的，正是我们在这篇序言里所说的。
注释
1 这一句中译者参阅的英译都容易引起误解，原文强调的是现代人有两个观念是古希腊人所没有的，而英译翻译为现代人对希腊人的优势，故译者略为改动。
2 “Centaur”，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
3 贺拉斯：《诗艺》1—5.“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复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么？”
4 品达：《皮提亚颂》8,95.
5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比传》伯里克利，2.
6 此处“文化”（culture）对应的德语词为Kultur.
7 此处“文化”（culture）对应的德语词为Bildung，有教养的含义。
8 歌德：《浮士德》II,11906.
9 荷马：《伊利亚特》I, 47.
10 荷马：《伊利亚特》I,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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